先說幾個親身經歷的例子。一次我在德國看牙，社區診所大夫未能準確判斷牙髓炎病灶位置，開出轉院條推薦我去柏林最出名的Charite大學醫院找專家看，為此他給Charite大學醫院寫了一封信，詳細介紹了我的癥狀和他的處理過程，一張A4紙都寫滿了。Charite大學醫院的專家沃爾特大夫技術高超，很快就確定感染部位進行處理。讓人沒想到的是，完事后沃爾特大夫專門給社區診所大夫打電話，講述他是如何找到病痛的癥結的。很明顯，這兩位大夫此前素不相識。更讓我詫異的是，牙病的后期治療沃爾特大夫依然讓我去找社區診所，一是技術簡單社區診所完全能處理，二是離我家近。放著到手的錢不賺，只享受解決醫療難題的快樂，這豈是個別唯利是圖的“大夫”們能夠理解的。

 

　　還有一次，同事一家三口赴意大利旅行，途中小孩突發急病，手忙腳亂送當地醫院看急診。處置完畢醫生開了處方，說可以走了。“不用繳費嗎?”“不用。”原來，意大利規定急診就是不收費，哪怕是非本國公民也不收費。從此后，此前對“亂糟糟”的意大利一直有些偏見的同事，對亞平寧半島大有好感。

 

　　英國也大同小異。在英國，只要一踏上英倫三島，立馬享受全民免費醫療服務，外國人也不例外。在比利時，當布魯塞爾醫保管理部門聽說筆者的小孩不能享受單位醫保待遇，立馬替筆者憤憤不平，大方地讓我們加入當地醫保體系。記得那時我們一年交70多歐元，小孩看病能報銷近70%。盡管我們并非納稅人，卻也享受到了人口只有1000多萬的比利時的醫療福利。

 

　　如果一國的醫療體制，走到了公益與功利的岔路口，并向功利的方向漸行漸遠，難免會讓國民遭遇看病難、看病貴的惡果。對于公立醫院而言，不宜過分強調經營性。如果財政投入跟不上，默許甚至變相鼓勵利潤最大化的辦醫方式，就會逼得醫院去創收營利。如果將看病做成一門生意，成了醫療領域的主流思想，難免產生許多副作用，諸如醫生“收紅包”“拿回扣”，加劇醫患關系的緊張，讓患者怨聲連連。

 

　　對于醫療領域公益性缺失的現狀，必須引起必要的警醒。對于過分迷信“醫療市場化”的傾向必須要糾正。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醫療領域的獨特性，很多類似的民生領域的問題，都不能過分依賴市場的自發調節機制，必須加強必要的監管與制約。

 

　　與歐洲朋友聊起，某些醫院對外承包科室、搞醫療競價排名等做法，他們都表示不敢相信。因為，從世界主要國家的醫療現狀來看，多數國家并未將醫療領域完全推向市場不管。

 

　　比如，英國現行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建立于1948年，旨在為全體國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盡管這套體系存在排隊就醫、效率不高、人手不足之類問題，但這解決了“看得起病”和“有地方看病”兩大問題。

 

　　而阿根廷、古巴等一些經濟相對沒那么發達的拉美國家，醫療衛生體系在為民眾提供良好的醫療服務和實現社會公平方面做得比較成功。古巴是全民免費醫療，阿根廷則是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區分，首先是為了保證社會公平，后者的存在是為了分流中高收入者的就診選擇。

 

　　而在市場化推行的比較徹底的美國，表面上看，私立醫院之間的競爭帶來了效率，而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險和補貼保證了公平。但事實上，美國的小企業員工、個體經營者、非正規就業者往往既買不起私人保險、也享受不到政府的公共保險。

 

　　人們常說，借鑒國外經驗，應吸取精華，去除糟粕。從現實來看，我們對于國外先進經驗的借鑒還不到位。某些好的政策設計，我們學起來，一不留神就走了樣。

 

　　開放民營資本進入醫療市場，制度本身沒有問題，但辦醫的社會資本，身上應該流淌著道德的血液，需要堅持對醫者仁心的信仰。如果只知道貪錢，喪失了道德的底線，注定會從毒樹上結出惡果。民營醫院并不必然與惡相關，社會也不應該歧視社會資本辦醫，而是應該保留必要的警醒和有效的監督，對于明顯的違法違規行為，不能視而不見、放任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