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就是公平與正義。公正，既要從制度和法律層面去樹立，構建社會的準則；也要從歷史和文化方面去梳理，實現人心的教化。以國學的視角談公正，可以從三個維度來探討。

 

 

    社會層面的公正，在國學里很早就開始論述了，歷朝歷代的思想者，全都致力于打造一個公正的社會環境。

 

    何為公？“公”是與“私”相對的概念，早在戰國時期的《禮記》里，就有過這樣的理想描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大道施行的意思是說，當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得以施行的時候，就是天下為人們所公有的時候，這樣就是大同社會。而“公有”的對立面是“私有”，如果社會制度僅是為維護統治者私人而設置的，那么就不是“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所以宋代學者朱熹說“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國家興盛之道，在于社會制度要為廣大的公眾利益服務，統治階層不能一味私心為己。因此，“公”的本質，是以蕓蕓大眾為重心。

 

    而“正”，是與偏、倚、歪、斜相對立的概念，宋代歐陽詢曾說“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他所說的“一言”，其實就是針對制度發出者、也就是針對社會統治者說的。當我們的社會是以追求正義為使命、以崇尚正直為理想的時候，歪風邪氣就吹不滅浩然正氣。

 

    公正，意味著要以理性之心、文明之心來對抗人性中生就存在的私心和偏心，公正的艱難在于，要與每個人心中的偏私本性作對，因此僅靠人性自覺是難以實現的。所以人們渴望用整體社會的公正力量來制約某些個體的偏私邪念，使公眾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不因某個人的自私而使大眾權益受到侵犯。正因此，社會的公正才顯得如此重要。

 

    而為了實現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歷史上的歷代為政者都在不斷地思考著、不停地努力著。從戰國開始，荀子告誡人們“公生明，偏生暗”；到晉代傅玄寫下“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及至唐代房玄齡說“理國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又至宋代蘇軾所寫“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乃至明代方孝孺所云“公其心，萬善出”；再到清代王夫之所言“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這些歷史上的王佐之才與學者大家，無一不把社會的公正看做是治國之要、興國之道。

 

    所以說，呼吁和構建一國之公正，這是歷朝歷代的為官者與為民者、施政者與受政者共同的社會理想，是中國歷史如同接力棒一樣不輟探索實踐著的思想傳統。

 

 

    制度的公正，是全社會的理想，但這樣的理想社會不是輕易能夠實現的，所以才會有歷史上那么長時間里的那么多政治家都在不斷論述著怎樣實現這個目標。那么，當制度公正未能圓滿如愿的時候，人們在生活中該祈求于何方的公正呢？這個時候，中國社會里的輿情就發揮著極大的作用，輿論的公正、人心的公正，在補充著制度公正的缺漏。

 

    所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唐代名相姚崇就說“心茍至公，人將大同”，很多人和事，在當時的法令制度中、在當時的官方制裁下不能得到公正的審判，然而是民間給予了它們公正的對待。

 

    比如南宋時期的抗金名將岳飛。由于宋高宗政權希望能與金國進行罷兵和議，便必須按照金國意愿殺掉一力主戰的軍事將領岳飛，因此，已經收復了部分山河的岳飛及其長子和將領全都被殺。悲嘆“十年之力，廢于一旦”的岳飛，雖然他的精忠報國未能換來朝堂法度的公正相待，然而卻博得了廣大民眾的擁戴。早在為岳飛定罪之時，眾多臣僚就為他力辯，聲討著以“莫須有”理由論處岳飛三人的秦檜，說“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而眾多的軍民百姓，更是為岳飛悲泣鳴冤，從后世多處可見的岳王廟和大量存世的紀念詩詞，都可以看出民間力量對正義的維護、對英雄的歌頌。正如岳飛在供狀上留下的八字絕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二十年后，宋孝宗為岳飛平反，重新禮葬，后來南宋朝廷又對他多有追封，這份史稱“千古奇冤”的莫須有之罪，終于在公正的呼聲中得到了昭雪。

 

    這是一件真實的歷史事實，它印證著，公正雖可能在制度層面被人為地缺位，然而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人民大眾層面，依然擁有著強大的基礎。正因強權可能抹殺公平，民眾才特別擁護公正。

 

    而在這種權力阻礙和群眾訴求的反差里，對于公正的強調，民間戲曲故事里則體現得更多。比如關漢卿的元雜劇《竇娥冤》，演繹著一個年輕的民間女子竇娥，遭人陷害被判斬首的故事。叫苦無門、訴冤無處的竇娥，在臨刑前，懷著滿腔悲憤唱起了一段著名的《滾繡球》，她唱道：“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竇娥這里指責的天和地，其實就代表著掌管人民生死命運的政權與司法，她怨懟的，是元政府統治下廣大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命運。

 

    所以，作者關漢卿借竇娥的臺詞，把命運的公正權寄予給未知的冥冥蒼穹，戲里說，如果竇娥真的是冤枉而死，就讓那一腔熱血不落地、全灑在空中白練上，就讓這三伏天里飛霜雪、掩蓋住尸身不見天，就讓這楚州大旱三年。后來，這三樁愿果然逐一應驗，顯示了竇娥在司法扭曲下的冤情。當然，這僅僅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文藝表現手法，然而《竇娥冤》劇目從元代開始便一直在民間廣受歡迎地常演不衰，說明著大眾對于公正的呼聲何其強烈。在民眾心中始終有一座衡量萬物的公平秤，以廣大群眾為基座，以人心為秤砣，以道義為法尺，稱量天下的正義與邪惡。

 

    所以在中國歷史的演進中，人們相信：當制度不公時，還有人民的公正在體現判決；當法度不明時，還有人心的公正會昭如明鏡。而傅玄進一步說“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堅持人心的公正，必能等來制度的公正，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信條。

 

 

    在追求公正的社會進程中，制度會有缺漏，人心也難免會受蒙蔽，所以中國文化要求有識之士，以“留得丹心照汗青”的坦蕩精神面對現世沉浮，確保無愧我心，留待青史正名。倘若當下境遇有所局限，那便將公正的判別交由時間和歷史。

 

    歷史上多少的冤假錯案便是如此，當時為人所詬病，但時間河流的洗滌會沖刷出真相大白。歲月，獎給冤屈者以公道的補償，就是使之從此青史留名。

 

    比如明末抗擊清兵入侵的名將袁崇煥，被誣為通敵叛國罪而處以凌遲極刑，當時的百姓都對進逼京城的清軍有切膚之痛，對這位被論罪為通敵叛國的軍事將領便恨之入骨。于是，歷史上殘酷的一幕出現了，當袁崇煥被凌遲處死后，明朝百姓都紛紛爭搶食用他的肉，以解心頭之恨。這真是像岳飛的詞里所說“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岳飛對侵略敵人沒做到的懲罰，袁崇煥所守護的百姓卻對他做到了。

 

    這種痛心之錯，緣于政治形勢的誤導。但是，歷史的一時噤聲，并不代表公正的永遠錯位。從清乾隆帝開始，便對袁崇煥被枉殺的罪名進行了重新評估，而在當今，袁崇煥被認為是“明末愛國領袖”，更不乏專門紀念他的祠堂和墓園。

 

    由政治過失造成的公正缺失，付出代價往往太過沉重，然而類似的規律，在其他領域也是同理。比如，談到文學的成就。陶淵明的田園詩，在我們當代看來是不拘一格的自成一家，具有著開山鼻祖的重要影響。然而在陶淵明生活的時代乃至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都認為他的詩歌只是平平無奇的中品，并沒有給予他公正的評價。直到他去世后一百年，南朝梁代的昭明太子蕭統才首先認可了陶淵明的詩文，為他編纂專集；到了唐代，山水田園詩人開始學習陶淵明的詩文品格；至兩宋時期，歐陽修、蘇軾、辛棄疾等人都對他贊不絕口，蘇軾甚至說“吾與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陶淵明的文學成就，由不被欣賞到倍加推崇，這過程正如他詩里的那份恬淡，一路悠然緩行，終于等來了歷史的公正品評。

 

 

    因此，孟子告訴倉惶于世的人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要保持自我的浩然正氣，何懼命運滄桑橫逆！那么何為浩然之氣？孟子解釋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這種氣勁，無比浩大又無比剛強，用正義培養而非以奸邪侵害，它將會充滿世界。浩然之氣，就是一種正直無畏的氣場、一種大氣磅礴的正能量。

 

    一個人擁有這樣的氣場，其他人是會被震動的，歷史也是會感應到的。明代的呂坤因此說“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無論社會制度有何欠缺、無論當下民心有何偏差，但求己心光明，人所具有的堅定意志和浩然正氣，是能夠反過來推動歷史清正、促進社會更加公正的。

 

    所以中國文化以“公道自在人心”的從容不迫教育著人們：在我們努力構建一個公正社會的歷程中，如果制度虧待了你、如果輿情誤會了你，那么，還有歷史的公允在遙遙注視，歷史的宣判遠遠不止于當下的得失。歷史給出的也許不是立竿見影的答案，但是它一旦作答，必是審慎稱量過后的分量，它必須考驗一個人是否具有真正載入史書的資質。

 

    因此，假如一個人感覺到，當下的社會和人心是缺乏公正的，那么，正該以自身的公正不阿，去填充天地間的浩然之氣。因為，“事在是非，公無遠近”，無論是社會的公正、還是人心的公正、還是歷史的公正，追本溯源，都是要依靠每個人自我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