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于中，信于外，“誠信”這個詞，要分“誠”與“信”兩個方面來看。

 

 

    信，是“誠信”最直觀的行為表現和檢驗標準，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說話一定信守、做事一定辦到，講究信用，受人信任，這是誠信的外化體現。

 

    “信”之一字，雖然千金一諾最為沉重，但空口無憑又最為虛泛，觀其行徑還要等待漫漫時間的印證，所以，“信”在外化體現方面，就產生了一種加固信任的儀式。儀式也并不復雜，中國的印章，就是一種儀式化的憑信。對于一國來講，國之玉璽，鄭重一落，就印蓋出了國家信譽；對于個人來講，名章為憑，紅印一蓋，就代表著本人信譽。

 

    所以理想化的“信”包括了三個維度：主體信諾，客體信任，而連接這主體與客體的，就是信譽。首先自己有諾必信，而后才能建立信譽，最后贏得旁人信任。

 

    “信”對國家、對個人都極為重要，《左傳》中就說，“信，國之寶也”，信用是國家的重寶。信譽建立，比城池建造、比經濟建設都更難，建立之后的維持亦難，信諾百事可能才筑造起一道信任的高墻，但毀諾一事就可顛覆信任的根基。國之信，建之無形，毀之無影，易毀難建，去即無存。這個道理，兩千六百年前的晉文公重耳就深深懂得。

 

    重耳做公子時曾流亡楚國，為感謝楚成王對他的款待，便留下信言說，倘若將來他能回國，如果遭遇晉楚兩國交戰，一定讓晉軍退避九十里，以謝今日收留之情。這就是“退避三舍”這個成語的由來。后來，戰況果如重耳所言，晉楚兩軍對決，晉軍退避九十里后才戰，最終贏得城濮之戰的勝利。而在晉軍后退的時候，軍吏曾表示過強烈反對，認為國君躲避臣下十分恥辱，楚軍又已是疲憊不堪，正好攻而破之。但重耳的舅舅子產，代替重耳發言說，如果沒有楚國的前恩就沒有晉國的今天，不能背棄恩惠而食言。此戰之后，也成就了晉文公重耳一代春秋霸主的地位。成就他的，不僅是實力的響亮，更是人格的響亮；成就晉國的，不僅是國力的強大，更是國格的強大。這就是《孔子家語》里說的：“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國家一言之信，勝過萬馬千軍。

 

    一國對外要維護信用，對內也要建立信譽，面對國家民眾才能形成政府公信力。《論語》中就記載有關于公信力的討論，學生子貢曾向孔子詢問治國之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足糧食、充足兵力、人民能信任政府，這就是治理政事之要。但子貢總有進一步的思考，他繼續問，在這三者里如果必須要去掉一項，能去掉哪一方面呢？孔子說，“去兵”。子貢還想探尋答案的唯一性，于是又問，如果再去掉一項，在糧食充足與人民信心里，能放棄哪一方面？然而這道艱難的選擇題沒有令孔子為難，孔子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的治國理念是，在迫不得已之下，糧備可以去掉，沒有糧食，不過是死而已，但自古以來誰也免不了死亡。可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國家就立不起來了。

 

    因此，政府必須要能取信于民，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問政、論政；為此，宋代宰相王安石也從治國實際出發，言古論今地總結說“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政府傳遞給人民的信義力量重過百金，這就是中國思維中的政論、政見。

 

    所以，國之信，重九鼎。對內，民無信不立，對外，國無信不威。

 

 

    信，與個體每一個人的關聯更為密切，我們平日里，一句邀約的問候語、一篇工作的計劃書、一段信誓旦旦的承諾，都是在進行著某種信約的發起和踐行，在這過程中，可能言者無心，然而信者有意。我們每一天的言行印證、每句話的結果論證、每個人的印象旁證，都是比印蓋在契約上的人名章更有說服力、更有真實度、更具考驗性的人生信義證明。

 

    信，就是要對自己的每一句話負責，也許有時候只是夸張的表達、只是隨意的應答，可是語言之后沒有行為的續接、沒能圓滿的完成，這段話就缺少了漂亮的收尾、這個人就缺少了完整的責任意識，言過其實，便成了言而無信的人。正如孔子感嘆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義，簡直不知道他該怎么辦！

 

    所以古人對自己的出言十分謹慎，從戰國時期的《春秋谷梁傳》就態度鮮明地指出：“言而不信，何以為言！”如果不能守信，那何以要說話！到漢代的《大戴禮記》更同意這觀點，說：“可言不信，寧無言也！”如果言而無信，那就寧可不說話！宋代程頤進而總結道：“人無忠信，不可立于世。”沒有忠信之心的人，不可立世為人。這樣看來，信，不是品格的高層次要求，而是人生的必要性條件。

 

    故此，古人對“信”的教育和反思時刻警醒在心頭。《韓詩外傳》中就記載了“孟母不欺子”的一段故事。孟子小時候，和其他孩子一樣喜歡好奇地問為什么，他看到鄰家殺豬，就問母親，他們為什么要殺豬？孟母心不在焉地隨口打發他說：殺豬給你吃！但是話剛脫口而出，她就后悔了，想到孩子已有認知觀念，怎么可以傳輸他“人無信義”的理念呢？于是，貧寒度日的孟母依然拿出錢來向鄰家買了豬肉，只為給孟子傳達“言出必行”的教育理念。孟子能成為僅次于孔子的儒家“亞圣”，實在離不開母親對他幼年的點滴教育。

 

    育人如此，自育亦然。孔子的學生曾子，就不忘隨時對自我進行反思教育，他要求自己每天多次反省自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為人辦事盡心了嗎？與人相交誠信了嗎？所學知識踐習了嗎？為事要忠、為人要信、為學要習，孔子最看重的人生品格里，信，就是關乎能否立身的重要一條。

 

    信是一種品格，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信是一種責任，一言九鼎，一諾千金。

 

    信，更是一種準則，人無信不可，民無信不立，國無信不威。

 

 

    信，是一種行為驗證，然而“誠信”這個詞，“誠”在“信”前，“誠”比“信”更為重要，誠，是內心自覺。誠信，必須心意真誠，才好信守約定。

 

    所以孔子論誠信，為我們所熟知的那句“言必信，行必果”之后加了一句令人驚愕的話：“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出言就必須要信守、做事就必須要堅決，這并非君子所為，而是沒有判斷能力、不問是非黑白、淺薄固執己見的小人行徑！這句話真是石破天驚！言行一致并不一定代表誠信品格？——在孔子這句話里，就涉及到了“誠”的重要性：假如被迫做出的承諾不是本心所愿，假如一時糊涂的約定不是正義所為，那么還要去義無反顧地去踐行它嗎？假如對壞人做出了違心承諾、假如做壞事順從了錯誤約定，這些權宜之計、這番歪理邪說反倒要如約信守嗎？當然不是！只有正義才值得信守，只有誠懇才甘愿信諾——內心的愿意，才是守約的根本！

 

    對孔子這句驚人論斷，從小受誠信教育長大成人的孟子就深以為然，孔子說了小人的言行，孟子便明確說君子的言行。《孟子》中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內心通達的君子，所言不一定拘泥信守、所行不一定執迷結果，為人行事的準則，是必須要合乎正義。“惟義所在”，唯有正義存在，才能心正意誠。

 

    所以宋人晁說之就說，“不信不立，不誠不行”，人無信不可立，心不誠更不能行。不講首要的誠心實意，僅憑“信”的結果來衡量人品未免會有失偏頗。沒有心之誠在前，信之行就成了刻板的教條、拘泥的桎梏、僵化的思維、固執的行徑、不情不愿的強迫、形式主義的空洞。而民國時期，修煉到“華枝春滿，天心月圓”之圓融大境界的弘一法師，便說道：“內不欺已，外不欺人。”不欺人，便是“信”，不欺已，便是“誠”，如此內外合一、表里如一，才是“誠信”的本質。

 

    誠，這正是中國文化以濃墨重筆論述的重要內容：

 

    《大學》里論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誠而后心正”，孟子所言的正義、正心，都是從“意誠”開始。能秉真誠之性、能懷赤誠之心、能發坦誠之言，才能擁有正直的心、才能遵循正義的理、才能奉行正義的事。

 

    而《中庸》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心誠才能明了真理，明了真理才算真正心誠。所以，在不明理時作出的錯誤承諾，本就是心不正、意不誠的，怎能再信其行、順其非，讓錯誤更加荒謬地履行？

 

    “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貫穿了萬事萬物的始終，不誠就沒有萬物，因而君子以誠為貴。這也正是“中庸”這一智慧思想的重要出發點，中庸之道的做法就是：本于誠、用于中、致于和。

 

    “誠”是君子最看重的本心，先做到“誠”，而后才能達到《孔子家語》里描述的理想狀態：“言必誠信，行必忠正。”誠信這個詞因而涵蓋著內外兩方面的意義：誠于中，信于外。

 

    中庸之道要“本于誠”，誠信之道要“誠于中”，由此可見，誠之為貴，就在于它關乎著內心的本源，是為人為事的出發源點，若本末倒置，只要求表面行為的達標而忽略了對內心意愿的安頓，便是緣木求魚，背離了“誠信”的本質意義。

 

    《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只有天下最為真誠的圣人，才能掌握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則，樹立天下的根本德性，了解天地萬物化育的道理。

 

    國之誠信，在固邦，在安民；

 

    人之誠信，在立世，在明道。

 

    荀子說，“養心莫善于誠”，那么，正行莫善于信。

 

    誠信為人，就是在養自我清潔之心，正自身坦蕩之行；

 

    誠信對人，就是在養天地浩然之氣，正道義永存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