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半月談第19期_半月談2017第19期文章匯總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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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半月談（第19期）（精選）
半月評論：以新狀態和新姿態踏上新征程
黨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地干部群眾翹首以盼，歡欣鼓舞，表示要以積極奮進的嶄新面貌，砥礪前行，以優異成績迎接十九大的勝利召開。
凝心聚力，無往不勝。黨的十八大以來的5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很不平凡的5年。黨中央推出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出臺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
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然而，越是接近夢想實現，我們就越要頭腦清醒、居安思危。我們要按照新要求制定黨和國家大政方針，完善發展戰略和各項政策，以新的精神狀態和奮斗姿態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前進。
新狀態、新姿態要有緊迫感。時不我待，我們要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狀態和奮斗姿態奪取勝利。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是我們黨向人民、向歷史作出的莊嚴承諾。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了最關鍵一程，要在剩下3年時間里讓13億多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越是到了最后沖刺關頭，越不能松懈大意。百年夢想，只爭朝夕!
新狀態、新姿態要有自信心。道路已明，我們要以自信滿滿的精神狀態和奮斗姿態昂揚前行。
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最有發言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黨和人民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總量邁上新臺階，經濟質量明顯提升，結構持續優化，新業態、新模式蓬勃興起，在就業、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民生領域，人民獲得感不斷增強。中國道路顯示出極大的活力，一次次讓“中國不行”的論斷落空，讓“中國崩潰”的預言破產。我們要更加堅定“四個自信”，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勝利前進。
新狀態、新姿態要有務實作風。藍圖繪就，我們要以抓鐵有痕的精神狀態和奮斗姿態實干興邦。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無論是推進改革開放、實施精準扶貧，還是治理生態環境、引領創新發展，落實的關鍵，在于務實。近年來，隨著管黨治黨的深入、權責清單的建立、問責機制的嚴肅，虛浮之風已大大收斂，但良好勢頭仍需繼續鞏固。
黨的十九大將提出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行動綱領，我們只有發揚釘釘子精神，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韌勁狠抓落實、務求實效，才能推動各項事業行穩致遠，夢想成真。
新狀態、新姿態要有創新意識。跨越發展，我們要以創新探索的精神狀態和奮斗姿態搶占先機。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創新引領，新技術、新成果加速轉化，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實現新的躍升。在創新驅動的競賽中，中國正在跑出加速度。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面對決勝全面小康的新形勢、新任務，堅持創新發展是制勝之道，各級干部要積極順應時代變革大勢，不斷突破思維惰性，擺脫傳統路徑依賴，保持創新銳氣，始終讓創新活力四射，激情迸發。
新狀態、新姿態要有克難勇氣。改革攻堅，我們要以勇往直前的精神狀態和奮斗姿態迎難闖關。
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經到了攻城拔寨、闖關奪隘的關鍵時刻，尤其需要各級干部拿出動真碰硬的勇氣，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勇往直前。改革，憑的就是那么一股子闖勁和勇氣。越是攻堅克難，越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越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越要有“事不避難、義不避責”的責任感，積小勝為大勝，打贏硬仗。
尤其要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堅定不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
征程萬里風正勁，重任千鈞再奮蹄。讓我們更加振奮起來、行動起來，以新的精神狀態和奮斗姿態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中國新形象，世界新印象
世界正在重新認識中國，中國也以新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伴隨著中國大步走近世界舞臺中心，中華民族完成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也帶動著中國形象的歷史性變革；中國迸發出強勁的創新活力，極大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中國胸懷大國擔當，以高度的開放與包容，引領全球經濟發展；中國人心懷文明復興夢想，彰顯出日益堅實的文化自信。
創新形象 敢為人先
高鐵、共享單車、網購、支付寶……這些中國人已習以為常的事物，成為外國青年“最想帶回國”的“新四大發明”。中國目前是世界上高鐵運營里程最長、在建規模最大的國家，高鐵總體技術水平位居世界前列。隨著中國高鐵“走出去”，它逐漸作為中國制造的新品牌、中國形象的新標簽，讓世界各國看到了中國制造的新實力。
“日行千里”的高鐵解決的是遠行的難題，“說走就走”的共享單車解決的則是“最后一公里”的難題。短短兩年時間，各類共享單車遍布中國大街小巷，中國的兩大共享單車品牌ofo小黃車和摩拜還進入了新加坡、英國、美國、意大利、哈薩克斯坦、泰國、馬來西亞、日本等多個國家。英國《金融時報》說，共享單車是中國引領世界創新的一個例子。
網購和電子支付帶來的購物便利，同樣贏來世界喝彩。如今，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網絡零售市場，在網購交易金額不斷刷新紀錄的同時，也為世界經濟輸出“互聯網商機”。從中國本土到越南、泰國等亞洲鄰國，再到遠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巴西，“剁手黨”全球網購嗨翻天。
與此同時，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的移動支付讓手機取代錢包，付款“掃一掃”成為一種時尚。截至2017年7月31日，中國移動支付活躍賬戶和日均支付交易筆數均超過6億。騰訊和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智慧生活指數報告顯示，84%的受訪者表示“出門不帶錢、只帶手機”。
可以說，“新四大發明”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正如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所言，這些發明“不僅讓中國百姓的日子越過越好，也讓中國成為一個對世界有積極貢獻的國家，一個讓世界感到溫暖的國度”。
除了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創新成果，在航空航天、電子通訊、人工智能等高大上的科技領域，中國也有大批成果領跑世界。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建成使用；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發射升空；使用中國自主研發芯片的超級計算機“神威·太湖之光”多次刷新世界紀錄……
中國取得的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在最近5年里一再獲得世界的關注與認可。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是世界科學界對中國科學的再認識和肯定；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入選美國《時代》周刊2016年度世界25項最佳發明；天宮二號和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行任務圓滿成功，入選美國《環球科學》雜志2016年世界范圍內十大科學新聞……
此外，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美國康奈爾大學和英士國際商學院發布的《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同樣認可了中國的創新高度。該報告顯示，中國在國內市場規模、知識型工人、提供正規培訓的公司占比等多項指標中，排名均居全球第一。
科技創新就像撬動地球的杠桿，總能創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跡。當中國為這些奇跡打上自己的標簽時，中國的創新形象也深深地鐫刻在世界的印象當中。
開放形象 引領發展
近年來，中國在世界上的開放形象愈加突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進行商貿、旅游、求學等活動，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也紛紛走進中國。
許多中國人物被世界所熟知：馬云成為創新中國商業模式的世界級企業家代表，作家莫言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劉慈欣被認為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幻作家，中國刑偵模擬畫像專家林宇輝因成功手繪“章瑩穎失蹤案”的嫌犯而在美國警界走紅……
除了這些個體，因援非對抗埃博拉而揚名的“中國醫生”，因參加維和行動而揚名的“中國軍人”，在世界最艱苦、最不發達地區投資的“中國企業”，都向世界展示著中國新形象。
開放形象背后體現出中國實力和大國擔當。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開放中增強自身發展新動能，增添世界發展新動力，推進與世界的共同發展。
一方面，中國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通過雙向開放，統籌和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主動適應、積極對接、努力引領全球更高標準的貿易與投資規則，為發展和改革營造良好外部環境。另一方面，中國與沿線國家合作開展“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實施自貿區戰略，推動形成我國沿邊、沿海、沿路互動開放的新布局，為促進各國共同發展提供新動力。
2016年，全球對外投資下滑2%，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勁升44%，達到183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成為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2016年，中國大陸游客境外消費額達2610億美元，占全球旅游總消費額的20.9%，位居世界第一。
在一些國家政策內顧傾向加重、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動的背景下，中國扛起了經濟全球化的大旗，努力推動經濟全球化再平衡，以開放的姿態推動世界包容發展。新加坡《聯合早報》刊文指出，中國是目前少數繼續大力推動全球化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中國也努力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如社會公平、貧富差距等。
文明形象 彰顯自信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是一場文明復興，每個中國人都是文明的傳承者、踐行者、傳播者。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出訪演講時，都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比如，通過闡發“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等中華智慧，倡導不同文明和諧共處、交流互鑒，讓中華文明同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這些思想鮮明體現了中華文明的自覺與自信，充分彰顯東方文明的強大魅力及其對世界文明的價值。
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的良好個人形象也成為中國國家形象的重要支撐。2014年12月，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公布了對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形象的全球公眾調查結果，在受訪者對本國領導人認可度、30國受訪者對10國領導人認可度，以及受訪者對本國領導人正確處理國內及國際事務信心度方面，中國領導人都排名第一。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旅游是傳播文明、交流文化、增進友誼的橋梁。近年來，法國、日本、美國、泰國、新西蘭、西班牙等國的主流媒體和華文媒體，紛紛聚焦中國游客的嶄新形象。
他們觀察到，相比前些年，中國游客大聲喧嘩、隨地吐痰、在公共場所抽煙、暴發戶式購買奢侈品等不文明行為逐漸減少，相反，越來越多的中國游客形成了很強的“我即中國”的自覺意識，走出國門后舉止文明、克己自尊、成熟自信。國外媒體還注意到，伴隨著中國游客整體素質的提升，他們正在從盲目爆買轉向重視產品的內涵和附加值，從追求觀光、購物等較低層次的享受轉向關注人文體驗等更高層次的消費。
在5000年的文明發展歷程中，中華民族以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優秀品格與博大情懷，為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樹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今天，在邁向現代化的新征程上，中國正以一種豐滿的姿態，一掃過去百余年的歷史塵埃，奮力開創著民族復興的光明未來，塑造驚艷世界的嶄新形象。
聽，法治中國的鏗鏘足音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取得重大進展，為實現中國夢進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科學立法，夯實法治根基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高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民法典被譽為“社會生活百科全書”，其中起統領性作用的總則編的形成，標志著我國期待已久的民法典編纂邁出了重要一步。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一些原有的法律體系難以滿足現實需要。立法法、國家安全法、網絡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廢止勞動教養制度、調整完善生育政策……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直接關系民生，涉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等任務的法律不斷出臺和修訂。
地方立法也隨之跟進。立法法修改兩年多以來，被新賦予地方立法權的地方，立法工作取得明顯成效。截至今年7月底，全國新賦予地方立法權的273個市州中，已經批準確定可以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有270個，占98.9%。其中，有256個市州已制定并經批準地方性法規437件。
每一次立法，都是對社會關切的回應，而法治要被信仰，前提是法律真正體現民意。針對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等問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不斷完善立法體制，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夯實法治根基。
嚴格執法，政務廉潔高效
“如何證明‘你媽是你媽’”“誰拿錢，誰就優先辦”“推諉扯皮不作為”……這些發生在群眾身邊的“煩心事”，折射出權力的任性和惰性。黨的十八大以來，法治政府建設成效顯著，權力關進了籠子，執法不敢再任性，這樣的“煩心事”越來越少。
5年來，各級政府全面實行清單管理制度，截至目前，全國所有省市縣三級政府部門權責清單均已公布。5年來，國務院部門累計取消行政審批事項618項，“非行政許可審批”退出歷史舞臺。
“現在到政府辦事‘通氣’多了!”在杭州市行政服務中心大廳辦理審批手續的趙海說，“以前一個項目前置審批要花七八個月，現在最多兩個月。原來部門審批要5個工作日，現在最快只要1天，最遲不超過3天。”
“想查誰就查誰”“想由誰查就誰查”“想怎么查就怎么查”……一些行政執法人員的任性執法，曾飽受市場詬病。隨著“雙隨機、一公開”的廣泛推行，陽光、文明執法漸成常態，行政執法中存在的不規范不公正不文明現象越來越少。
能不能依法辦事，也成為當前干部考核的重要內容。為防止官員“不作為”“亂作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
公正司法，不負人民信任
2016年12月2日，隨著法槌落下，一起等待21年的冤案終于得以昭雪。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審判法官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審判決，宣告聶樹斌無罪。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機關直面歷史疑案，聶樹斌案、呼格案、陳滿案等冤假錯案得到改判，彰顯了公平正義。
糾正冤假錯案只是第一步，人民群眾更加期待的是，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讓正義不再“遲到”。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在全國扎實推進。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責任制、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制度、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是其中四項主要任務，“讓審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逐漸成為現實。
湖北省委法治辦專職副主任趙俊說，司法責任制在湖北進一步落實，各類司法人員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明晰，把司法權關進制度的籠子，審委會、檢委會討論個案大幅度下降，法官檢察官獨立簽發法律文書率逐步上升。
2016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印發《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專家學者認為，“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體現了現代刑事司法規律的內在要求，明確了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方向，有助于進一步筑牢冤假錯案的防線。
公開是最好的防腐劑。目前，中國裁判文書網已公開裁判文書超過3000萬份，訪問量突破100億人次，成為全球最有影響的裁判文書網。檢察機關全面應用案件信息公開網，已發布案件程序性信息549萬余條、法律文書201萬余份、重要案件信息25萬余條。
全民守法，法治深入人心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法國思想家盧梭一語道出了法治的真諦，即法之行，在民之信。
領導干部首先要以身作則。2016年底，中辦、國辦印發《黨政主要負責人履行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職責規定》。規定要求，縣級以上地方黨委和政府主要負責人是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并將履職情況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對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的嚴格問責。
同年，中組部、中宣部、司法部、人社部聯合印發《關于完善國家工作人員學法用法制度的意見》。司法部相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指出，意見對促使國家工作人員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2014年11月，被稱為“民告官”法的行政訴訟法迎來一次“大修”，不僅收案范圍進一步擴大，而且明確了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制度。隨后，為破除法院“地方化”問題影響公正審判，包括法院跨行政區域管轄行政案件的改革陸續推開。
如今，“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日漸成為共識，“棄訪轉法”的良好勢頭正在形成。
在江西南昌市青山湖區羅家鎮，擔任法律顧問的付樹根已年過六旬。這位遠近聞名的“土律師”，鄉親們一遇到法律問題就會想到他。“法律顧問可不是那么好當的，除了打官司、代寫訴狀，更重要的是要做好普法。”付樹根說。
久久為功，決勝三大攻堅戰
圓夢全面小康，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三大攻堅戰的目標，抓住了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劍指全面小康道路上的三大“攔路虎”。
事實上，三大攻堅戰已經戰果累累，正進入奪隘拔寨的沖刺階段。
防范風險，為全面小康保駕護航
“越要由大國邁向強國，越要化解風險。規模越大，在國際上的地位越重要，風險也就越大。”中央黨校教授韓慶祥表示，發展起來后出現的問題并不比發展前少，甚至更多、更復雜了，既有長期積累的老問題，也有發展中遭遇的新挑戰。
其中，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今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要科學防范，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
防范“黑天鵝”，獵殺“灰犀牛”。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經濟一局局長王志軍說，對于“黑天鵝”事件，要加強跟蹤監測分析，加強預警預測；對于“灰犀牛”事件，要增加危機意識，對風險隱患要摸清情況，突出重點，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決。
針對財政和金融領域的各類突出風險，相關監管部門頻頻發聲，劃定下一步政策路線：一方面，“疏堵結合”防范地方債風險成為財政政策的重點；另一方面，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進一步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強化宏觀審慎管理和逆周期調節。
專家指出，我國有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豐富經驗，經過多年發展，金融體系、金融市場、金融監管、金融法治和金融調控體系日趨完善，銀行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高，財政赤字和負債率低，可動用的工具手段多，我們有足夠的智慧、能力和底氣筑牢風險防線。
精準扶貧，不讓一個人掉隊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我國扶貧開發進入新階段。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擺到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
這是一場傾盡全力的戰役。在黨中央的要求部署下，脫貧攻堅工作成為各級黨委和政府的“一把手工程”，特別是脫貧攻堅任務重的地區黨委和政府都把脫貧攻堅作為“十三五”期間的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來抓，堅持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這是一場全民參與的戰役。國家設立扶貧日，開展脫貧攻堅獎評選活動，表彰脫貧攻堅模范。中央出臺指導意見和考核辦法，進一步完善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定點扶貧工作。動員中央企業開展“百縣萬村”扶貧行動，動員2.6萬家民營企業開展“萬企幫萬村”行動。
這是一場戰果輝煌的戰役。從太行深處到大別山區，從隴中定西到呂梁山區……2013年到2016年，我國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由9899萬人減少至4335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至4.5%……
沉甸甸的數字，創下我國扶貧史上的最好成績，也使中國的減貧事業繼續在全球保持領先，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
污染防治，為小康涂上綠的底色
“如果到2020年我們在總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標，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更加嚴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實現了目標。”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說。
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積累下來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顯現：全國不少江河水系水質惡化；多個地區大范圍、長時間籠罩在霧霾陰影中；部分地區重金屬、土壤污染比較嚴重……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每赴各地考察調研，幾乎都有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深邃思考和明確要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科學論斷，正是樹立生態文明觀、引領中國走向綠色發展之路的理論之基。
用最嚴格的制度、最有力的舉措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幾年來，一系列相關文件密集出臺，一場場環保問責風暴在各地掀起。2015年底，中央環保督察巡視從河北省開始，不到兩年已覆蓋全國31個省份，超過1.5萬人被問責。
同時，中國還積極參與國際環境治理，為全球綠色發展作出重要貢獻。2015年12月，在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6個締約方通過《巴黎協定》這一歷史性文件，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安排。中國不僅是達成協定的重要推動力量，也是堅定的履約國。
從理念升華到制度建設、再到實踐檢驗，全國各地都在努力探索一條有別于西方傳統工業文明、超越中國傳統增長模式的綠色發展道路。環保部部長李干杰最近表示，數字表明，過去5年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最大、舉措最實、推進最快、成效最好的時期。
久久為功，讓成績得到人民認可
“讓群眾的生活越來越好，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目標。”福建師范大學教授鄭傳芳認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我們在現階段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讓成績得到人民認可，經得住歷史檢驗。這也正是打好三大攻堅戰的戰略考量。
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要防止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集中爆發，要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不能犯顛覆性錯誤，否則就將延誤甚至中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
精準脫貧是全面小康的基本路徑。“全面小康一個也不能少，目前仍有4000多萬的貧困群眾需要脫貧，再靠‘大水漫灌’的方式是不能解決的，必須要通過精準扶貧的方式，有針對性地進行工作。”辛鳴說。隨著脫貧攻堅的不斷深入，深度貧困地區和深度貧困問題越發突出，脫貧難度大、成本高、見效慢，成為脫貧攻堅的堅中之堅，挑戰嚴峻。
沒有生態文明的小康，就不是全面小康；錢多環境差的小康，也不是人民所要的小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東超說，人民群眾對藍天綠水、清新空氣、安全食品、優美環境的要求越來越強烈，污染治理的短板亟待補齊。
福建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黎昕說，我國現在已經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不僅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人民的需求也發生了變化。這要求我們要形成新的發展思路，踐行新的發展方式，久久為功，奮力前行。
農民工返鄉創業推動農村轉型升級 他們帶回新觀念的火種
返鄉創業，日益刷新農村經濟地理。曾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如今，不少地方已開始出現可喜的變化：農業可以很現代，農村不單有農業，農民不輸城里人……返鄉農民工播撒新經濟的火種，創造新業態的“玩法”，一個個充滿創意的項目在希望的田野上開花結果，一個個原本落后的村鎮崛起為新經濟、新業態的創業高地。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各地筑夢鄉土的涓涓溪流正不斷匯聚，成為推動農民增收、農村致富的巨淪可。
返鄉創業，不斷改善農村社會治理。追求美麗鄉愁，渴望詩意棲居，薪傳文明之火，需要基層善治。當下的農民工返鄉創業，慰藉了“干渴”的農村社會，各種改變潛移默化、潤物無聲：農民工不用遠離家鄉外出打工，空巢老人、留守兒童不再望穿雙眼，家庭裂痕得以彌合，空心村現象得到緩解。蓬勃生長的創業力量，讓外來資源開始反哺農村社會，更開放的視野、更現代的治理觀念借由返鄉農民工在鄉土社會生根、萌芽。
農民富則中國富，農村強則中國強。農民工返鄉創業，讓自己變富，也讓家鄉變美。過去，從包產到戶到進城打工，“泥腿子”變打工族；今天，從落腳城市到返鄉創業，“漂-代”變“農創客”。無論其中尚存幾許困惑、幾多難點，返鄉創業農民工改變農村面貌的點點滴滴都值得鼓與呼，因為他們足音正健，給人以無限的希望，昭示著奮進的中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長期關注農民工返鄉創業，去年在貴州遵義市匯川區舉辦了第一屆中國農民工返鄉創業創新發展高層論壇，今年的論壇也即將召開。近期，半月談編輯部與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合作，對農民工返鄉創業進行了深入調研。研究會及其聯系的專家們提供了豐富的觀點和思想，本刊記者采訪到許多鮮活的素材，融會成本期半月專題。從中，讀者們可以一窺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大勢及由此帶來的鄉村之變。
他們帶回新觀念的火種
--農民工返鄉創業推動農村轉型升級（之一）
“田園將蕪，胡不歸？”陶淵明的千古名句今天有了新注解。隨著中國經濟邁人轉型期，越來越多獲得技術、經驗和資金積累的農民工瞄準久被忽視的山水林田湖等農業資源，重新發現農村的價值和魅力，新觀念與新資源碰撞，對接，釋放巨大創業動能，提速農村經濟轉型升級。
重估農村資源價值
9月，農莊里綠油油的稻田開始露出微黃的顏色，螃蟹在水稻間游弋。每隔幾米，地頭就豎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城里的企業名或人名。再過不久，都市人將帶著親朋好友到這里收割稻谷、抓螃蟹。
“在外跑了十幾年，到頭來發現，咱祖祖輩輩種的一畝三分地就是寶貝。”農莊負責人、河南省原陽縣原生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趙俊海感慨，老一輩土里刨食，新農人土里刨金。
這家合作社主打產品“水牛稻”是暢銷的有機大米品牌。“城市人對食品的要求越來越高，也喜歡田園風光，定制化、體驗式的種植模式很受歡迎。”“水牛稻”打開銷路后，趙俊海敏銳意識到，土地還可以創造更多價值，合作社適時推出“都市一畝三分地”項目。
該項目土地由農莊托管，認購者可以隨時耕種、休閑游，并獲得土地上產出的有機大米、石磨面粉、時令蔬菜、稻田蟹等。如今，立體種養、生態旅游等配套項目也在鋪開。光“稻田養蟹”，每畝收入就達16000元以上，高出普通水稻種植6至7倍。
“農民工返鄉創業，對農業經營方式的優化、農業效益的提高起到明顯促進作用，也帶動了閑置資源的開發和凋敝鄉村的復興。”中央黨校研究室巡視員曾業松表示，中國20億畝基本農田，80億畝山地、林地和草地，給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提供了巨大的資源潛能。返鄉農民工，將是激發這些資源價值的重要力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研究員崔傳義指出，目前返鄉創業發展的農業，主要是有市場前景、地方特色的多元化農業，如優質畜禽養殖、蔬果花卉、山林特產等。不同于以往，當前的農民工返鄉創業，擴大了農業內涵．從重數量到重品質、重安全、重效益，實現了生產與生態的良性循環，是綠色農業的商品化、工業化。
更新農村產業業態
長期關注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崔傳義等專家表示，農民工返鄉創業推動了鎮村產業多元發展．助力后發展地區擺脫片面發展域市工業、拼資源、高污染的老路。他們積極改造傳統農業，發展多種經營、三產融合的農游一體化等服務產業，成為新市場、新產品、新業態的開拓者。
花海、玫瑰谷體驗區、玫瑰DIY采摘區、溫室觀光體驗……在“花木之鄉”河南省獲嘉縣，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張彥超正著力打造花木、旅游、娛樂、住宿一體的產業綜合體一奇幻玫瑰莊園。
“利潤不能光從苗木來，換個思路就能大大提高附加值。”打工多年的張彥超現今流轉了1030畝地，建造了擁有自動扦插流水線、全光照自動噴霧的智能化大棚，根據客戶訂單進行針對性培育……由于品種好、科技含量高，苗木價格高出普通月季苗幾十倍。
科技創新是農村新業態的基礎，日益為返鄉農民工重視。中智科學技術評價研究中心理事長、福建師范大學教授李閩榕說，科技變革對農村創業的支撐作用不斷提升，特別是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在推動智慧城市建設的同時，也將助力智慧農村發展。
與此同時，農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結合，也增加了不少產業的“爆發點”，成為一些返鄉創業者的“最愛”。
“75后”張榮相是江西省奉新縣仰山鄉農民，在北京摸爬滾打多年后，最終投身樂器產業。2012年，他回老家用山區毛竹加工竹板、架子鼓鼓槌等樂器，使原竹的銷售附加值提高近10倍。
把小樂器做成年銷售額2000多萬元的大產業后，張榮相還不滿足。在地處深山的老家西源村，他盤下老鄉們廢棄的舊房，建了一處2800余平方米的“節節高音樂生活館”。館內設有樂器展廳、演奏廳和休閑養生服務區，吸引大量游客前來休閑體驗。
“創意將占據創新的制高點。”李閩榕指出，文化創意和科技創新融合發展應是趨勢。在一些地方，文化創意小鎮、科技小鎮等逐漸成形，返鄉創業正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
點燃農村創業熱情
在返鄉農民工肖璋瑛帶動下，江西吉安縣葡萄種植總面積達5萬余畝，種植戶3800余戶，年產量3.5萬噸，年產值2.5億元，葡萄產業成為當地新崛起的“綠色銀行”。
河南原陽的原生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則通過土地托管的形式，帶動周邊20多個村莊走出一條現代農業發展之路。“再也不用操心稻米價格和銷路問題了。”最早托管土地的尹莊村支部書記尹慶修說，全村土地全部托管，村民只需按照要求做好管理就行，每畝地還可以節約成本200多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秘書長蘇宏文說，隨著我國經濟進入產業結構調整、傳統發展動力弱化、增速減緩的新當態，過去幾十年間涌人城市的農民工，部分開始返回中西部后發展地區創業。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改善、資源潛力顯現、土地流轉更便捷等因素，也為他們創業提供了更大空間。
今年1至8月，僅河南省新鄉市，返鄉創業農民工就達8835人，比2016年新增2534人，創辦企業2756個，其中規模以上企業27家，帶動31069人就業。
“回來創業的人數增長很快，而且創業項目跟本地優勢結合得比較好。”新鄉市勞務輸出服務局局長張振河介紹，返鄉創業者有很強的開放性，對社會萌生的新需求很敏銳，也善于利用沿海地區先進技術對本地傳統技藝進行再創新。
蘇宏文說，農民工返鄉創業升級，既是新階段的發展要求，也是農民工的自主選擇。他們在城市打工獲得人力資本優勢、資金優勢，加上家鄉的資源人脈優勢，再同市場需求對接，形成充滿活力的眾多民營小微企業和農業新經營主體，點燃了農村創業創新的熱情。
“這支生力軍將為農村帶來新的活力，成為解決體制性、結構性問題的突破口。”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趙新力表示，他們創造的新業態、新模式，在農村形成了一種強大的示范效應。
重塑鄉土社會，再燃希望之火
--農民工返鄉創業推動農村轉型升級(之二)
如今，農民工返鄉創業擁有前所未有的機遇，從城市帶回見識、技術、資金的農民工，不僅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版圖，也在重塑鄉土社會，再造鄉土文明。
人回來了，村莊又活了過來
“時隔20多年，今年春節村里又唱起了花燈戲。”王祥吉說，大伙可高興了，在舞臺上一直唱，不肯下來。
今年46歲的王祥吉是貴州遵義市匯川區板橋鎮唱花燈戲的代表性人物，但是過去數十年間由于村民大量外出，花燈戲一直唱不起來。
板橋鎮黨委書記彭正偉說，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條件，大力發展鄉村旅游、豆腐干和編藤產業等三大產業，近年來6000多名農民工返鄉創業，僅興辦鄉村民宿就有500多家。
人回來了，鄉村就恢復了生氣。王祥吉說，花燈戲一唱又像回到了小時候。“表面上是唱戲，實際上是找回鄉村的精氣神。”
事實上，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保障程度較低的縣域農村，空心化、老齡化已經帶來了挑戰。“農民工返鄉創業能夠為農村源源不斷輸入活力，帶回希望。”中智科學技術評價研究中心理事長、福建師范大學教授李閩榕說。
江西奉新縣仰山鄉地處山區，那些已過中年的村民不愿外出務工，在家又沒活干．天天端坐在麻將桌上，給家庭和社會都帶來不穩定因素。
5年前，“北漂”張榮相回到仰山變身為竹制樂器行家。今年，他又瞄準新目標，努力把仰山打造成“音樂小鎮”。張榮相到村民家登門拜訪，邀請他們到自己的廠里上班。村民不僅在家門口實現了就業，更重要的是有了穩定工作之后，麻將桌漸漸地少了，社會風氣正了。
采訪中，不少基層干部反映，農民工回鄉創業，不僅使自己完成了從農民工到企業家的蛻變，更能有效緩解農村空心化、三留守等社會問題，促進農民家庭幸福和農村社會穩定。
中央黨校研究室巡視員曾業松認為，返鄉創業給農民工提供了新的選擇，農民工有了新的希望。特別是對青年農民工而言，返鄉創業拓寬了他們的人生道路，為他們定位了新的價值導向。
對接現代理念，刷新鄉村“三觀”
“三江人世世代代、家家戶戶做腌菜，加工手藝讓我們很驕傲。”2016年，在北上廣闖蕩了15年的袁祥云返回家鄉江西省南昌縣三江鎮后萬村搞起了家鄉的腌菜。
袁祥云的公司成立科研中心，聘請南昌大學食品學院專家開展技術研究。“給他們的菜不能打農藥。”為袁祥云公司供菜的村民李少方說。袁祥云公司的腌菜制作不添加防腐劑、化學用料，當地農民的環保、質量意識為之一新。
目前，袁祥云正在向有關部門申報腌菜技藝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他還租下一棟古宅，準備建一座腌菜博物館。“以前，村民賣的是腌菜：現在，我們是要把腌菜做成文化產品。”
同樣是養豬，貴州桐梓縣茅石鎮鎮龍村的唐永忠卻讓豬進“健身房”減肥。“仔豬經村民喂養一年后，回收到‘豬健身房’兩個月，我們天天將這些豬趕到山上去吃野草、鍛煉身體，讓豬減肥50斤以上。”唐永忠說，豬瘦了，價格卻上來了，“市場價每斤18元以上”。
市場上一般的雞45天上市,20多元一只。但是河南原陽縣韓董莊鎮拾區村張大粟農業科技有限公司養殖的雞低于半年不能上市，一只雞賣150元，卻供不應求。公司負責人張團營說，人們越來越注重健康、安全的食品，促使農村人改變了老思維，農村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秘書長蘇宏文說，好山好水好空氣，良好的生態環境正在被農村人視為最大的財富。在返鄉創業農民工帶領下，各地農民實實在在感受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環保意識大為改觀。
采訪中，返鄉創業的農民工也屢屢談及互聯網、電商等新技術、新平臺給他們創業觀、生活觀帶來的沖擊。他們說，“供銷E家”“郵樂購”“淘寶”“微信公眾號…‘小程序”等電商渠道，既幫助他們的產品迅速打開市場，也在不停地刷新著他們的“三觀”。
有了“領頭雁”，全面小康趟出新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研究員崔傳義認為，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新動能，不斷促進就業增收、脫貧攻堅，提供了解決“小康不小康，關鍵在老鄉”問題的新路徑。
在革命老區井岡山下，返鄉農民工謝玉龍兄弟創辦的搖籃生態有限公司，吸納了65戶貧困戶的產業扶貧資金，保證每戶每年2000元的分紅，為井岡山在全國革命老區中率先脫貧摘帽作出了貢獻。
不僅扶貧濟困，返鄉創業成功的農民工還熱心家鄉的公益事業。
今年夏天，袁祥云的公司請來專業攝影團隊，給三江鎮汗塘村30名留守兒童化妝拍照，郵寄給他們在外工作的父母。袁祥云說：“希望給他們留個念想，密切和家人的情感聯系。”
竹板是張榮相公司銷量最大的產品，每銷售一副竹板他就抽出1%的利潤作為公益基金，用于幫扶當地的困難群體。
遵義市匯川區團澤鎮大坎村的張明富被譽為“中國農民工返鄉創業第一人”。他在2007年和2011年分別給中央寫信，直接促成國家層面出臺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政策。
多年來，張明富創辦的夢潤公司累計投入扶貧濟困、公益事業240多萬元，產業項目扶貧支出102.5萬元，惠及貧困戶520多戶、1500余人。
與此同時，夢潤公司還成立了“夢潤民富義務宣傳隊”，公司員工利用業余時間編排節目到集市、田間地頭演出，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村民自治辦法、村規民約等。
在江西吉安縣，返鄉創業者肖璋瑛正全身心帶領群眾建設美麗鄉村，發展葡萄種植-在這一過程中，他逐漸向黨組織靠攏，不僅成為共產黨員，還被全票推選為村黨支部書記。
蘇宏文說，“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一些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典型，充實了村兩委班子，成為農村發展的“領頭雁”。
政策創新開路，創業穩健前行
--農民工返鄉創業推動農村轉型升級(之三)
農民工返鄉創業的“草根經濟”發展現狀令人振奮。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在一些返鄉創業高地，政府創新正在發力，政策創新、制度創新與返鄉創業形成良性互動，不斷升級。
集聚多元要素，助力返鄉創業
當下，把各種先進生產要素帶到農村去，和農村各種重要的生產資料、生產資源結合起來，成為各地政府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的著力點。
貴州遵義市匯川區委書記姜世甫說，“互聯網+”背景下．返鄉創業的本領也應提速升級。有“中國農民工政策發源地”和“返鄉創業第一縣”之稱的匯川，擁有各類創新平臺72個，是匯川農民工返鄉創業的重要策源地。今年8月，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遵義工作中心（遵義高等研究院）成功落戶匯川，將為農民工返鄉創業培養和集聚更多人才。
在江西修水，返鄉創業者愈加看重先進的經營理念、管理理念和科技理念。政府攜手創業者們。利用“品牌+市場”等方式，推動了“互聯網+農業”、休閑農業、智慧農業等新業態的發展。修水縣委常委、農工部部長梅勇說，有了科技、管理等多元要素注入，返鄉創業得以拉長產業鏈，盤活農業資產。
“農民工返鄉創業和創新的結合，一個重要結合點是科技．這是農村新一輪經濟發展動力所在。”中央黨校研究室巡視員曾業松說，要引導農民工返鄉創業進行科技創新，發展適合農業農村生產生活需要的智能化加工制造業、智能化服務業等，發展新技術、新經營模式支撐的綠色有機農業，發展“互聯網+”基礎上形成的集成融合產業。
針對一些農民工創業層次不高的問題．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趙新力建議，未來應在產業培育、人才培養、技術研發上，做好頂層設計，提供更多更有針對性的支持。
培育創業自組織，營造創業氛圍
專家調研中發現，培育創業自組織，讓一些地方快速形成濃郁的創業氛圍，迅速崛起為農民工返鄉創業的高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研究員崔傳義說，農民工返鄉創業發展得好，與創業者組織起來并得到政府支持有很大關系。
在遵義市匯川區板橋鎮婁山關村，藤編協會是藤編創業者為解決共同的銷售難題協作成立的；鄉村旅游協會是2006年26戶村民要辦家庭旅館吸引重慶人避暑，向鎮政府申請，爭取給予基礎設施建設支持而興辦的……這些以農民工返鄉創業為主的組織，都與鎮政府形成了良性互動關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引導。
“實踐表明，政府支持、幫助創業者組織起來，是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有效途徑。分散的創業者及小企業組織起來后，有利于維護發展權益，有利于自我服務和增強市場競爭力。這些探索為相關政策完善提供了依據，為創業發展開辟了道路。”崔傳義認為。
曾業松說，下一步，應繼續引導農民工返鄉創業進行制度創新。“農民工返鄉創業怎么和本地的農民結合，和城鄉各類企業結合，和各種科研機構社會組織結合，建立多層次、多方位的合作機制，形成經營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特別是怎樣以共享經濟為方向，創建新的股份合作制經濟，建立健全體現共享經濟思想、共享經濟機制的新型企業機制？這些仍是有待探索的問題。”
就此，江西修水已經邁出了可喜的步伐。梅勇介紹，在馬坳鎮黃溪村，返鄉創業者打破傳統土地經營模式，按照“確權確股不確地”的方式，發展蠶桑、苗木、果業等綠色高效農業，創辦村級企業8家，實現群眾在家門口就業。該村達到“農業產業化、土地田園化、耕作機械化、住房城鎮化、農民工人化”，實現“家家有資產，戶戶有股份，人人有就業，年年有分紅”。
完善創業服務，政府持續發力
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加快培育農村發展新動能，不僅有基層的自發行動，更為中央高度重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余斌說，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進農民工返鄉創業，效果正在顯現。
這些措施包括整合落實支持農村創業創新的市場準人、財政稅收、金融服務、用地用電、創業培訓、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優惠政策，鼓勵各地發展返鄉創業園、創業孵化基地、創業服務平臺、開放式服務窗口，為返鄉創業者提供一站式服務。
返鄉創業，大有可為。同時也有一些返鄉農民工反映，他們創業在融資、用地等政策服務方面尚面臨一些困難，影響其創業創新的積極性和持續性。
缺乏有效抵押擔保，讓農民工返鄉創業貸款難。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阮加認為，政府應繼續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擴大試點，繼繽探索農地抵押貸款新模式，在所有權、貸款違約處置等方面進行機制設計。建立健全相關配套措施，強化農地抵押貸款政策制度保障，調動農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積極性，切實落實農地抵押貸款政策。
清理不合理的擔保貸款規定，設立返鄉農民工創業專項基金，用于創業補貼、小微貸款風險補償和貼息等，可以緩解農民工返鄉創業貸款難。為此，江西修水專門成立了縣創業擔保公司，還通過“財企惠貸通”“財園信貸通”“財政信貸惠農通”等融資平臺服務返鄉農民工創業融資，僅2016年貸款近6億元。
針對返鄉農民工創業用地難問題，不少資深“三農”專家、基層干部說，政府應將返鄉農民工創業用地納入城鄉發展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充分利用小城鎮和鎮村的存量非農建設用地，滿足返鄉農民工創業用地需求。
專家建議，國家可允許地方通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整理折抵用地指標，并從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返鄉農民工創業，適當減免集體非農建設用地規費。
優化返鄉農民工創業環境，政府制度創新、政策扶持需要持續發力。崔傳義表示，應重點完善鄉村生產性公共服務體系，為農民工返鄉創業開通“綠色通道”，提供精準高效的政策咨詢、證照辦理等服務。
創在匯川，點亮“返鄉經濟”
--農民工返鄉創業推動農村轉型升級(之四)
貴州省遵義市匯川區是全國農民工返鄉創業試點區、國家“雙創”示范基地，被譽為“中國農民工政策發源地”和“返鄉創業第一縣”。近年來，農民工返鄉創業成為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刷新農村面貌的重要撬點，其諸多經驗值得借鑒。
匯川區農業人口占全區總人口的50%。與多數貴州山村類似，在田少土薄的廣大匯川農村，數萬名農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每年背著行囊到沿海及周邊城市務工，過著候鳥式的生活。
近年來隨著城鄉基礎設施的改善、東西部就業結構的轉變，匯川區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人數呈逐年遞增之勢。匯川區副區長王巍介紹，匯川區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數量從2013年的6315人猛增至2016年的1.5萬人，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數量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長。
“截至目前，返鄉農民工創辦各類企業(包括小微企業、個體戶)7828家，累計帶動就業近4萬人。”匯川區就業局副局長周胤說。
“飛出去時是小鳥，飛回來時是鳳凰。”匯川區委書記姜世甫說，返鄉農民工是促進鄉鎮經濟發展的“活寶貝”，為了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推進農民工返鄉創業，已經嘗到返鄉經濟“甜頭”的匯川區，將農民工返鄉創業放在全面建成小康杜會、完善基層治理的戰略高度布局謀篇。匯川區探索獲得的一系列經驗，也具有可復制、可推廣的價值。
一是在思想上重視，充分認識到農民工返鄉創業對促進縣域經濟發展、解決農村社會問題的重要意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研究員崔傳義認為，匯川區站位高，把農民工返鄉創業作為關系地方發展全局的大事來抓，領導重視、全區用力，這是匯川“返鄉經濟”走在全國前列的關鍵所在。
“我們的領導干部在下基層的過程中，認識到農民工創業給老百姓帶來諸多好處，并為他們的創業精神所感動。”姜世甫說，推動農民工返鄉創業，要真正認識到農民工是創業主體，政府是為他們排憂解難、提供服務的機構。
二是營造創業環境，落實創業政策。2016年6月，匯川區出臺促進農民工返鄉創業實施意見，圍繞山地農業、康養旅游、現代服務業等，在財稅、融資、用地、培訓、子女就學等方面，加大對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支持。
姜世甫坦言，在農民工創業遇到難題時，有些支持政策并不明確。使政策清晰起來并具有可操作性、能夠落地，是政府需要承擔的責任。以解決用地難為例，在匯川，創業者和承包農戶一起商量，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有的是出租，有的是轉讓，有的是合作，還有的是把40年、50年、60年的土地經營權一次性流轉。這是在別的地方沒有的政策突破。
三是狠抓創業服務。姜世甫介紹，匯川區為農民工提供的服務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為單個創業者提供服務，提供主體包括區、鎮、村的服務平臺或創業園區，一些重要的企業、項目，由主要領導干部提供服務。第二層次是區、鎮為返鄉創業的特色村鎮提供的共同服務、共同政策。第三層次是公共服務，包括匯川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優勢產業發展帶規劃等。這三個層面的服務又與其他政府服務、市場服務、社會服務相結合，共同形成服務體系。
四是多渠道推動培訓、輔導，增強農民工返鄉創業的人力資本。崔傳義認為，匯川農民工退鄉創業培訓形式多樣、輔導團隊陣容強大，采取政府官員、專家、創業成功人士“三結合”的形式，值得推薦。同時不少志愿者為農民工創業進行項目診斷、舉辦創業沙龍等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是充分發揮農民工返鄉創業優秀人物或群體的示范帶動作用。張明富是匯川返鄉創業農民工的“一面旗幟”。從最初賣化妝品到辦化妝品廠，再到搞養殖、加工、銷售全產業鏈經營的鵪鶉養殖公司，張明富在帶動產業集聚、增加就業、脫貧增收的同時，也激勵著返鄉農民工投入創業創新的大潮。
姜世甫表示，匯川產生了一批返鄉農民工創業典型．并順勢推出學習優秀返鄉創業者活動。“我們對返鄉創業農民工群體不斷調查、總結、表彰、宣傳，在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支持他們。一個個優秀代表樹起了，一家家企業興旺了，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渴望回鄉創業。”姜世甫說。
在政策創新和服務提升的引領下，匯川區“返鄉經濟”日益壯大。一批鄉鎮初步形成了“雁歸經濟”集群，如板橋鎮農旅一體產業、團澤鎮特色種植養殖業、高坪鎮工業集群、泗渡鎮現代農業等，各具特色，發展勢頭良好，為匯川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
銀行愿放貸，脫貧活水來
脫貧需要金融支持，可是銀行作為市場主體，放貸要考慮風險收益。一般而言，向貧困戶貸款很不劃算，這是金融扶貧面臨的普遍難題，也是西海固金融扶貧的政策著力點。
寧夏西海固，是黃土丘陵區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涇源、彭陽等貧困市縣的統稱。這個聽起來給人蒼茫、熾烈之感的地區．1972年就被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確定為“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苦瘠甲天下”是這里的真實寫照。
破解深度貧困，當地始終沒有放棄探索。西海固地區財政自給率很低，如一味依賴中央轉移支付資金脫貧，不僅難以滿足產業多元化的融資需求，也難從根本上解決脫貧的關鍵問題。
為此，當地政府跳出常規思維，建立了“一平臺、一模式、一協會和一體系”的金融扶貧機制，巧用金融杠桿，為群眾大力創造融資條件。這樣一來，貧困戶自主脫貧的原動力增強了，當地財政扶貧、金融扶貧和產業扶貧的疊加效應也得到了充分釋放。
政府來擔保，銀行愿放貸
“一頭安格斯牛售價15萬元，買一頭政府給貸1萬元，我去年貸款買了3頭。”固原市涇源縣興盛鄉上金村農民于光學樂呵呵地對半月談記者說．“實際上買牛的貸款我也沒付利息，一頭牛政府還補貼2500元。家里養著6頭牛，我再打些零工，脫貧是遲早的事！”
從前，不少貧困戶盼脫貧盼發展卻苦于沒有資金，如今，這個現象在西海固地區得到改變。僅涇源縣就累計向于光學這樣的建檔立卡貧困戶發放了34億元的貸款，貸款覆蓋率高達88%。
據了解，固原市對建檔立卡戶實行“信用貸款、基準利率、財政全額貼息、一定三年不變”的政策，發放5萬元以下、3年以內免擔保、免抵押的扶貧小額信用貸款。今年上半年，已獲貸款的就有47萬戶，占固原市貧困戶總數的67%。
固原市是西海固的核心地區．財政自給率不到10%。原始積累少，金融服務體系薄弱，僅靠“吃飯財政”很難拿出多少真金白銀投入脫貧。去年以來，該市積極探索“財政計劃”和“金融市場”兩手抓的融合式扶貧模式，在發揮政府投人主導作用的同時，也巧用金融資金進行引導。
以往，一些貧困群眾把貸款當成扶貧款，貸了款卻不還錢，讓很多銀行不愿放貸。為了消除這種隱患，固原市以縣區為單位，探索“財政+金融+產業+扶貧”的“固原模式”，形成擔保平臺、“擔保+信用”貸款模式、信用協會、風險防控體系為一體的“一平臺、一模式、一協會和一體系”的金融扶貧機制。
“彌補深度貧困地區的金融短板，就是要解決‘百姓需求’和‘銀行擔心’這兩個問題，讓產業發展和金融支撐相輔相成”，固原市長馬漢成說。
一年多來，政府的努力有了成效，最大的變化莫過于金融機構敢放貸了，有政府牽頭擔保，貧困戶能輕輕松松貸到款。截至今年上半年，固原市扶貧產業擔保基金已有10億元，融資性擔保公司已成立7家，擔保貸款16億元。其中，2萬戶貧困戶貸款6.9億元，299戶農業經營主體貸款4.8億元，實現了擔保全覆蓋。
有產業能分紅，脫貧找到內生力
從分散投入到重點支持，從直接投入到間接支持，從單純消耗到周轉使用……通過建立擔保平臺，增強財政資金統籌使用效益，固原市財政資金投入不再是“一錘子買賣”，變成了脫貧致富的“酵母”。
“只有建立資金跟著窮人走、窮人跟著能人走、能人跟著產業走、產業跟著市場走的機制，才能真正增強貧困戶的內生能力。”固原市金融辦主任安希平說。
走在寧夏為民陽光牧業公司寬敞的廠區路上，一棟棟標準化牛舍映人眼簾。從去年開始，這里托管著560戶貧困戶的1500頭肉牛，每年給貧困戶戶均分紅4000元。
“按常規，一些條件差、勞動能力弱甚至沒能力的貧困戶就貸不了款，但沒錢就沒產業，脫貧就沒指望。我們采取銀行批發放貸、鄉鎮扶貧開發專業合作社統貸的方式，雖然貧困戶是承貸主體，但是由托管企業承擔還本付息責任，然后農戶從中分紅脫貧。”彭陽縣委書記趙曉東說，通過這種方案，重新配置生產要素，企業、貧困戶都能從中獲益。
與此同時，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當地高度重視風險防控體系建設。固原市824個行政村成立了村級信用協會，成為銀行貸款的第一“把關人”，同時以縣為單位，以綜合誠信評價、家庭勞動力和人均純收人為主要量化指標，全面開展評級授信。
安希平說，將農村熟人社會信息敞開優勢和監督機制納入現代金融信用體系后，農民顯示出很強的信用意識，所產生的失信風險可以被風險補償基金和脫貧保險輕松化解。截至目前，固原市獲得政府全額貼息的貧困戶有3萬戶，但貸款逾期僅175戶。
金融活水來，扶貧更精準
如何脫貧不返貧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只有實現金融扶貧資源精準投放，撬動并壯大適宜產業，才能讓金融活水流淌到每一個貧困角落，使脫貧與致富緊密銜接。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西海固每個縣區都在不斷創新金融產品和扶貧模式。
彭陽縣根據貧困戶和產業的不同情況，創新大棚貸、辣椒貸等不同貸款模式；涇源縣側重扶持產業“源頭”，把中蜂產業作為兜底產業來抓，采取貧困戶小額信用貸款和“龍頭企業+合作社+貧困戶”的產業鏈融資模式，推動老人、婦女等弱勢人群脫貧；西吉縣開發了托管代養融資模式；隆德縣探索了資產收益融資模式等，都使金融支持與建檔立卡貧困戶更精準、更有效對接。
巧用金融杠桿，壯大脫貧產業，西海固脫貧有了底氣，那么金融扶貧政策的持久性如何？摘掉貧困帽子后怎樣開掘致富的長期資本？這是不少群眾關心的問題。
專家建議，農民最大的資源是土地，應加快進行農村產權改革，讓農民的土地權利盡快釋放，成為活躍農村金融的一大“水源”。
此外，一方面應因地制宜，以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產業為支撐，盡快擺脫以種植和養殖為主的第一產業初級發展階段；另一方面應因人制宜，加大技能培訓，鼓勵貧困戶通過技能務工脫貧，優化貧困戶收入結構和質量。做好這兩篇文章，西海固才能真正實現脫貧致富。
“管他瀏覽量多少，領導看到就行”
“才整頓‘僵尸網站’，又來了APP、公眾號。”半月談記者最近采訪發現，近兩年政務類APP、微信公眾號興起，各地區、各部門競相推出自己的APP、公眾號，有的縣官方APP、公眾號就有好多個。利用現代信息手段推進政務本是好事，可一哄而上，錢沒少花，效果不佳。有的地方還通過行政命令，層層分解任務強行推廣，好事反成負擔。基層干部不堪其擾，群眾也多有詬病。
行政強推，基層多有不滿
半月談記者最近前往江蘇一開發區采訪，恰逢兩名基層公務人員前來推廣上級部門的APP。開發區工作人員稱已下載其APP，但對方說不行，得掃他們提供的二維碼下載安裝，才算完成任務。無奈，該工作人員只能按要求重新下載。
“有些部門推廣APP、公眾號的做法真的很過分。”這位工作人員向半月談記者抱怨，“一個市級部門的公眾號，要求我們完成的關注量與區域戶籍人口數基本等同。這怎么可能？難道連襁褓中的嬰兒都得掛部手機？”
這位工作人員還告訴記者，有部門甚至以方便群眾辦事為名強推APP。在群眾前來辦證時，基層干部不得不要求辦事群眾先下載APP、注冊并捆綁手機號、填寫個人信息。整個程序走完，再通過APP辦理相關事項。其實，群眾到這類部門一輩子也就辦一兩次證，如此強行推廣，引起群眾不滿。
采訪中，一些社區干部也向半月談記者倒苦水。“有些APP、公眾號推廣直接給社區壓任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區主任說，最近上面壓下來兩個APP,一個明確要求完成160條的下載任務，一個要求完成300條的下載任務，完不成年底評優就要受影響。“這些APP不光要求下載，還要綁定支付寶，再將下載的手機號、驗證碼發回后臺，以證實是否真實下載，程序繁瑣。”
多位社區干部說，因下載太多APP和公眾號，他們的手機內存常常不夠用，經常是一邊卸載，一邊再安裝。不少APP和公眾號除下載任務之外，還有轉發、反饋任務。每天一上班，他們就得打開各類APP和公眾號，發朋友圈、點贊并截屏反饋。僅這類工作，就占據他們相當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
一哄而上，易滋生網絡形式主義
“今年以來，通過我們或者向我們推廣的APP和公眾號差不多就有20來個。”蘇南一位從事宣傳工作的工作人員說．“有部門建的，也有地方搞的，更有的是為某個單項活動設置的，一些部門還有多個APP或微信公眾號，功能也不盡相同。”
一些基層干部反映，利用APP、公眾號等現代信息手段傳播政策、公開政務，方便群眾辦事，符合社會發展趨勢。但是一哄而上，競相比拼，則無必要；以行政手段層層分解、強行推廣，更可能令好事變壞事。
首先是加重基層干部負擔，群眾比較反感。基層工作本就繁雜，如今又增加公眾號和APP的推廣任務，還要轉發或反饋后截屏發至后臺用于考核，極大占用時間和精力，真正面對面為群眾服務的時間反而少了。除此之外，一些公眾號.APP實用價值不高，相關功能與商業APP重疊，甚至要強行綁定手機號、銀行卡，不少群眾對此比較反感。
二是財政浪費嚴重。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政府部門建APP,大都是外包給一些公司，價格少說也要數十萬元，多的上百萬元甚至更多，維護、升級也需一大筆費用。開設公眾號雖然不要錢，但內容維護等需專職力量參與。
三是滋生網絡形式主義。半月談記者添加西部某地宣傳部門主管的公眾號發現，很多文章瀏覽量只有兩位數。“活動多的時候一天要跑好幾家單位，派不出本地記者就自己去采寫。”該地宣傳部門一位負責外宣工作的干部說，“管他瀏覽量多少，領導看到就行”。
在少數地區，一些公眾號、APP的下載、關注和轉載任務量大，地方完不成或完成排名靠后怎么辦？基層干部介紹，購買下載量、關注數據業務悄然興起，還有一些地方找關系，疏通相關網絡公司技術人員以更改數據。
“沒人看，沒人用，下載量、關注數再大也沒有實際價值。”一位基層干部說，很多APP、公眾號的下載或關注數據很夸張，但效果有限，實質上也是一種形式主義。
此外，各地自建APP、公眾號的安全問題也非常突出。半月談記者在西部一個省份采訪了解到，某地的官方微信公眾號被黑客“黑”了之后，黑客借其官方平臺發布詆毀信息，柏關負責人因此受到懲處。一些基層干部反映，許多政務類APP、公眾號都會發布或轉發資訊類信息，而相關維護人員并沒有媒體從業經驗，這也是一大安全隱患。
警惕重蹈“僵尸網站”覆轍
“僵尸網站”一度為社會詬病，近兩年相關部門加大了對其檢查、通報和整頓力度。一些基層干部認為,APP、公眾號建設也須警惕重蹈“僵尸網站”覆轍。
一些基層干部建言，從網站轉向微信、APP這些更便捷的工具，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但應強化頂層設計，一個市甚至一個省，有一兩個就足夠了，至于內容模塊，可以根據政務需要進行調整和設置，沒必要各地各自為政、各搞一套。否則，未來可能會出現大量“僵尸APP”“僵尸公眾號”。
長期關注政務網絡建設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沈國麟說，當下政府部門網絡建設各自為政的問題突出，政務APP、微信公眾號建設泛濫是這一問題的延續，未來必須進行整合。“應適當開放數據，讓企業根據市場需求來建設相關網絡或提供服務。”
一些基層干部表示，政府信息化建設不能簡單地按照行政模式來推進，要符合網絡特點和數據特性，更要與群眾需求相結合，靠行政手段強行推廣和下任務獲取點贊難以長久，它背離了服務群眾的主旨。
“奇葩設計”太多，我已無力吐槽
公共設施被稱為“城市家具”，它們很大程度影響著人們在一個城市里工作、生活的舒適度。然而，大到道路、建筑物，小到公交站牌、盲道，普通民眾經常會遭遇各類讓人匪夷所思的“奇葩設計”。
細數“奇葩設計”
在網上搜索“奇葩設計”等關鍵詞，會發現這是很多人都碰到過的“痛點”。半月談記者梳理了“奇葩設計”主要的幾種類型：
中看不中用型。在中部某省會城市．有一條雙向10車道的城市景觀大道，從遠處看植被郁郁蔥蔥，中間的隔離帶種著高大的松柏，很是氣派。然而，到了炎熱的夏季、烈日當空之時，市民走在人行道上卻被曬得冒油。原來，園林部門只顧好看，在人行道兩側種的幾乎都是沒有樹蔭的灌木。
不少設計酷愛“凹造型”，也上了奇葩排行榜，比如酒瓶子大樓、福祿壽大樓、銅幣大樓等。半月談記者曾聽到一位地方政府官員說，當地有一棟80米高的建筑，只有底下的14米可居住辦公，上面全是造型部分。
讓人渾身不自在型。今年，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熱映后，人們一下子發現了很多“丁義珍式”窗口的現實版。這些窗口要么高度設計不合理，沒有座椅，讓你只能彎腰屈膝：要么柜臺直立面沒有內凹，讓你的雙腿難以舒服安放。
還有一些地方出現過3米高的公交站牌，乘客要仰望墾空般查看公交線路信息。有人感嘆，這得讓姚明來看才合適。更有人反諷說，這種站牌有助于幫助“低頭族”治療頸椎病．還能夠鍛煉視力，簡直一舉多得。
險象叢生型。近日，一則新聞引發廣泛關注。在沈陽，一條鋪設不久的近千米長的盲道拐了近20個彎，途中有電線桿、樹木、窨井蓋，全部都要繞道。視力障礙人士如果走這樣一條路，如同過關斬將。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盲道直接通向溝渠。
即使對于正常人，如果設計坑爹，也會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據報道，在上海一斷頭路盡頭。立著一巨幅城墻圖，上面繪有大小3個門洞。司機反映，這幅畫很具有迷惑性，從遠處看難以分辨是圖片還是實物，如果不熟悉路況，很容易撞上去。
燒腦費神型。一些立交橋、地下通道、地鐵換乘通道，由于路線如同迷宮，又缺少清晰的導向系統，被稱為“燒腦設計”。“知乎”里一個“大型公共設施都有哪些讓人無語的設計”問題下．有近200條回復。一名網友留言說，他所在的城市有一處地下通道像是“無敵創意組合的八卦陣”，感嘆“我不是路癡，方向感超強，可在這兒根本不頂用”。
即便一線城市客流量巨大的地鐵內，換乘標記也往往張貼于正面，完全不考慮乘客出入車廂時的視覺角度，結果就是不熟悉的乘客只有走到指示圖下才發現錯了。
敷衍應付型。有的城市出現“史上最窄自行車道”，不足70厘米，老百姓反映騎車就像走鋼絲練雜技；有的公共場所盲文標識，竟然是在普通紙張上打印出來的。這些公共設施的設計，讓人感覺完全“不走心”，只是應付了事。
為何層出不窮
城市里出現這么多“奇葩設計”，既有設計師的水平和經驗問題，也有城市管理者決策方式、建設施工、成本控制等多方面的原因。
大部分“奇葩設計”缺少“以人為本”的理念。一段時間里，中國成了國際設計師的“試驗場”，很多外形標新立異的設計甚至成為政績工程、形象工程。
湖南大學設計藝術學院副教授張軍認為，設計歸根結底是為人服務，首先要懈決功能問題。有的設計環節存在“拍腦袋決策”現象。“奇葩設計”往往沒有經過針對性的調研，有的照搬外地模板或以往的經驗。比如，同樣是公交車站的設計，就需要因地制宜，南方城市要考慮遮雨問題，北方城市則要顧及風雪天氣。
走點心吧，設計者們
什么是好的設計？在《設計中的設計》一書中，作者這樣寫道：解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面臨的問題，是設計的本質。
張軍認為，公共產品的設計必須考慮大多數人的需求，包括老人、殘疾人、抱小孩的婦女等，這叫做“包容性設計原則”。比如設計公交站牌時，就要方便大多數人查看信息。
好的設計還需要大量調查研究。很多企業做商品設計時，會廣泛走訪消費者，了解他們的審美、認知、接受度等信息，并觀察用戶行為。張軍認為，公共設施的設計也應該運用這種方法，基于大數據調研和分析來規劃每一個空間、每一把座椅，而不是僅憑直覺。
隨著城市的發展，公共設施的提供正在由“從無到有”向“從有到好”升級；人們越來越希望，這些朝夕相處的“城市家具”，能夠更美觀、更舒適、更好用。
背包組長：走通基層“最后一公里”
一個背包，一輛摩托車，小組長易先林依靠它們，把自己負責的37戶村民，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今年75歲的易先林，是沐撫辦事處營上村金銀寨組組長。
湖北省恩施市沐撫辦事處，國家5A級景區恩施大峽谷核心所在地，這里6個村（居），人口僅3萬余人，卻有182名村民小組長。
辦事處給每個組長配發一個專用工作包。他們背著包，風里來雨里去，活躍在村民身邊，手把手、面對面為大家排憂解難，村民們親切地稱他們為“背包組長”。
“萬能”的背包，“全能”的組長
挎著背包，腳蹬摩托車，到各家各戶串門，是易先林一年四季做得最多的事。花上兩三個小時，他就能到熟得不能再熟的金銀寨組37戶村民的家中轉上一圈。這些村民家里的狗叫聲，他都分得一清二楚。
小小背包里，有大世界。“我們平時都背著這些東西出門。”易先林把5斤多重的背包放在自家堂屋的玻璃餐桌上，小心翼翼地打開，把里邊的東西一樣一樣取出來。
使用多年，這個破舊的褐色單肩包．已經看不清“沐撫辦事處村民小組長工作包”的標識。
“這里面既有筆、本子、印泥、印章、雨傘和手電筒這些常見的文具和工具，也有一些表格和資料，都是平時工作必需的。”易先林逐一向記者解釋著這些東西的用途：筆和本子，用來記錄社情民意；雨傘和手電筒，以備下雨或夜間工作之需；印泥和印章，代表責任與公信力……
這些，都是他履職盡責的法寶，幾年前開始．就跟隨他度過忙碌而充實的每一天。
半月談記者發現，易先林鼓鼓的背包里，不僅放著《扶貧到戶畫說政策》《市民文明手冊》《外出務工人員法律援助服務手冊》等多種指導性手冊，還放著《湖北省恩施市沐撫辦事處矛盾糾紛層級調處意見表》等服務宣傳單和日常工作表-
金銀寨組37戶村民的聯系方式，易先林一個不落地寫在厚厚的轉軸式記錄本上。“全組161人，79男、82女。”對于金銀寨組的人口信息，他倒背如流。
半月談記者翻閱轉軸式記錄本注意到，里面列著各種各樣的對聯和諸多生僻字。
原來，易先林曾任兩所小學的校長，作為老校長，他是紅白喜事寫對聯的“專家”，也是大家高頻請教的對象。寫下對聯和生僻字，只為面對村民，“關鍵時刻不掉鏈子”。
從難得一見到小組“大管家”
作為恩施大峽谷核心所在地，面積180余平方公里的沐撫辦事處，是近些年恩施市發展迅速、轉型劇烈的鄉鎮之一，也是矛盾糾紛調處壓力較大的鄉鎮之一。
沐撫辦事處原下轄5個村、1個居委會，44個地名組，共7049戶、30088人。每個地名組平均管轄農戶160戶以上，人口近700人，最大的組地域跨度達7公里以上，“村民不熟悉組長，組長不認識村民”是以往的常態。
據沐撫辦事處干部介紹，所謂的地名組，是由合村產生的，其地域面積和人口規模相當于一個小村。由于經費少，待遇差，加上服務半徑大，社會地位低，許多組長缺乏動力，基本形同虛設，沒有發揮出應有作用。
由于村民對村組干部缺乏感情聯系和價值認同，一旦發生糾紛，大多不愿通過村組干部解決，而是直接找辦事處主要負責人，甚至越級到市、州、省上訪。沐撫辦事處一度成為恩施市維穩重災區，多次發生大規模群體性上訪事件。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沐撫辦事處從2013年開始推行“背包組長”服務機制，將44個地名組恢復為182個以原生產隊為基礎的村民小組。現每個小組平均管轄農戶40戶左右，人口約160人，“抬頭不見低頭見，都是老熟人”成了“新常態”。
按照規定，背包組長承擔政策宣傳員、便民服務員、糾紛調解員、信息報送員、產業發展引導員等五項職能。不過在村民們看來，組長就是他們那個小組的“大管家”，除了履行辦事處賦予的五項職能外，實際上還要處理很多農村社會家長里短的事務。
為充分發揮背包組長的作用，增加背包組長的威信，沐撫辦事處不僅給他們配備了代表公權力的公章，而且規定，所有村民房屋改造和修建、樹木砍伐、社會保障以及各種文書證明開具等服務均須由村民小組長簽字蓋章，上級有關部門才予以受理。
同時，凡能在小組辦理的服務事項，均下放給村民小組長辦理。
為避免“優親厚友”現象，背包組長設定了嚴格的選拔任用程序。首先，按“戶為單位，不設門檻、一戶一票、得票高者當選”的原則進行推選；其次，村（居）支部從多方面對當選小組長進行審核；最后，辦事處黨委召開專題會議研究擬任名單，進行公示和任命。
沐撫辦事處黨委書記黃向前說，只要愿意為村民辦事，均可參選。在最終選任的182名小組長中，黨員、退休干部、復員軍人占了較大比例。
基層治理釋放“新動能”
“組里50多戶人家，年輕人基本都在外打工，很多事情需要我這么個人幫忙。”沐撫辦事處木貢村堰塘組組長向學清說。因為辦事貼心，一些外出務工的村民把戶口簿都放在他手里保管。
“因為和組里老百姓隔得很近，不管哪家發生了矛盾糾紛我都知道，并且我也會第一時間前去處理，確保小問題不變成大問題。”沐撫辦事處高臺村高臺阡3小組組長向紅照說。
據統計，2016年沐撫辦事處處理矛盾糾紛814件，其中背包組長處理506件，占比達62%。
沐撫辦事處出臺了一系列激勵措施。如對考核合格的小組長每人每年補助1200元通訊費，對成功調處矛盾糾紛的每件給予50元工作經費，對25名年終考核優秀的小組長進行表彰，并獎勵每人500元“年終獎”……
不過．在背包組長們看來，社會認同遠比物質獎勵重要。“報酬什么的從來沒考慮過，我有退休工資，生活過得去。當這個小組長，主要是想發揮余熱，為社會做點事情。”易先林說。
“最基礎的還是感情。”黃向前說，辦事處召開黨建暨經濟工作會、“七一”慶祝會、秋冬季農業綜合開發會和年終總結會，都要通知背包組長前來參會，讓他們有“成就感、獲得感、滿足感”。
2013年建立健全“背包組長”服務機制以來，沐撫辦事處實現了“小糾紛不出組、大糾紛不出村、疑難糾紛不出鄉”，連續4年成為全市“無越級上訪鄉（鎮）”和“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工作優勝單位”。在這里，“有事情，找組長”成為習慣，基層治理成功釋放“新動能”。
機制一變，糾紛不出曲周縣
解決群眾難題，鄉鎮是最前沿陣地。河北省曲周縣建立起縣鄉村三級大調解、大信訪、大治安的社會治理體系，協同解決百姓難題、化解信訪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收獲了百姓好評。
重構基層管理服務體系
曲周地處河北南部平原，近年來在發展轉型中面臨較大的信訪壓力。縣委書記郭新耀調研發現，百姓要解決的事多數與七站八所有關，但往往找到鄉里要說法，鄉鎮干部人數又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難辦。
去年以來，曲周縣在縣鄉設立兩級“一委三中心”，即群眾工作委員會、群眾工作中心、矛盾糾紛排查調解中心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心。一委統籌，三中心辦事，逐級負責，按流程上報。
建立“一委三中心”后．鄉鎮遵循“一站式接待、一條龍服務、一攬子解決”理念，按照配備10人以上的標準，將七站八所統一入駐鄉鎮中心輪流執勤，合署辦公，聯合接訪，重構基層管理和服務體系。
“百姓只要進一個院、找一個人，就能有人幫著解決問題。”半月談記者在安寨鎮綜治中心看到，寬敞的辦公大廳擺放著信訪、民政、司法等桌牌。國土所值班干部說，其他部門未必天天都來，但只要群眾來了，不在分工內的馬上通知相關站所來辦理，或是帶著群眾直接去。
曲周鎮黨委書記孟祥海讜．三大中心同處一院，整合了各類行政資源，鄉鎮可統一調度。“群眾過去為一個小事轉圈圈，如今在中心集中解決，有效降低了成本。”
上有機制約束，下有能人辦事
“一委三中心”優勢在哪里？縣里多位干部說，由縣委主要領導擔綱的“一委”負責總協調、總監督，組織會商大矛盾，“三個中心”是解決問題的平臺。半月談記者在多個鄉村采訪，群眾反映，調解能人幫了他們大忙。
曲周縣委副書記黃志勇說，曲周鄉村兩級“調解能人庫”，把威信高、能力強、熱心腸的人才吸收進來。鄉鎮調解人員主要由現任鄉鎮干部、七站八所、鄉鎮法庭、本地有威望有跨村調解能力的人員組成。村級調解人員主要由“兩委”干部、黨員、群眾代表、村民小組負責人、村法律顧問、退休干部及德高望重、熱心調解事業的家族長輩等組成。
曲周鎮綜治中心調解登記室墻上，每一名調解人員的身份和擅長領域一目了然。發生矛盾糾紛，村民可以自己選擇調解員。
今年3月，南疃村兩戶村民因房屋糾紛，各自叫來二三十名親戚幫忙，沖突隨時可能發生。村里上報鎮中心，鎮黨委立即調派人駐中心的派出所、司法所、國土所等人員介入。到現場后，派出所控制住局面，司法所和國土所丈量宅基，雙方宅基證由國土所核實。最后，由他們自己選出調解人進行調解，最終達成一致意見，把一件可能的群體性事件消化在萌芽狀態。
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
“不去鄉不去縣，直接就到國務院。”群眾越級信訪心理直接弱化的是基層黨委政府的權威性。曲周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武建民說，雖說板子不能全打在基層身上，但基層黨委政府的尷尬境地說明，基層解決矛盾糾紛還有空間和潛力可挖。
鄉鎮黨委統籌下的“一委三中心”機制，把服務窗口搬到了群眾的家門口，讓百姓不出村、不出鄉就能辦成事。在這一基礎上，曲周縣還依托村級群防群治組織，將村內群眾工作室、警務室、調解室等“三室合一”，設立村級綜治中心，一般事務直辦、代辦，許多小事不出村就化解。
今年上半年，曲周縣共接待群眾來訪2300余人次，其中受理矛盾糾紛1850起，成功解決1815起，辦結率達98.1%，群眾到縣上訪總量同比上年下降42.5%。
招來“女賢”辦婦聯
針對過去群團組織普遍存在的“熱在機關冷在基層，熱在上頭冷在下頭，熱在干部冷在群眾”等突出問題，全國婦聯敞開大門，走出去引進來，打通“毛細血管”，有效化解了組織覆蓋面不夠、基層力量薄弱等難題，實現了婦聯組織形態重構和形象重塑。
擴大基層“神經末梢”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如何將更多有才華、有號召力的基層女性吸納進婦聯．提升婦聯的存在感和婦女群眾的歸屬感，一直是全國婦聯在探索群團改革中努力的方向。
全國婦聯組織部部長許立華說，村（社區）婦聯組織是婦聯工作最基層的一環，改革以此為著眼點，全面推動村（社區）婦代會改建婦聯，壯大基層群團組織“神經末梢”，解決群團組織“頭重腳輕”的問題，婦聯在基層薄弱的狀況大為改觀。
“大家先穿好繡花針，再跟著我完成接下來的圖案。”在甘肅省酒泉市肅州區大莊村，“隴原巧手”何艷萍擔任婦聯副主席后，在自己家中建起“巧姐微家”，為周邊姐妹傳授編織手工技術。
在上海，教師、律師、企業家等被納入執委隊伍中，有力地延伸了婦聯服務的基層觸角；在河北定州，1500多名維權大姐加入婦聯隊伍，幾年來共處置婦女信訪案件400多件；在浙江，省婦聯以全國首個跨境電商綜試區為契機，甴企業家執委引導廣大女性利用跨境電商投身創業。
不唯年齡，不唯身份，不唯經歷，一批女骨干、女能人、女帶頭人被吸納到婦聯隊伍中，擔任兼職副主席、執委，把一個人變成一支隊伍，有效解決了工作力量上頭多、下面少的“倒金字塔”問題。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鄉鎮（街道）、村（社區）新增執委172萬人，增加了3倍多。
織密鄉鎮婦聯組織網絡
全國婦聯黨組書記、副主席宋秀巖坦言，在加強婦聯基層組織建設上，這些年精力更多放在了村、社區一級，鄉鎮一級婦聯研究得不夠，已成為最大短板。
為此，宋秀巖提出，把區域化的鄉鎮婦聯組織網絡織密織牢，實現“上面千條線、下面一張網”，通過這張網，把轄區內所有婦女都聯合進來、凝聚起來。
早在2015年底，內蒙古包頭市土默特右旗便開始了這項改革試點，形成了以鄉鎮婦聯組織區域化為基礎，以“婦女之家”為平臺，以專職婦聯干部為骨干，以兼職掛職干部、社會工作者、巾幗志愿者等為依托，覆蓋體制內外以及不同利益群體的組織架構。
土右旗的試點經驗得到復制、推廣。上海市婦聯將市婦聯機關精簡下來的行政編制充實到街鎮婦聯。目前全市225個街鎮婦聯中，專職婦聯主席有214人，其中正科實職184人，占到86%。
掃除盲點，覆蓋體制外
隨著婦女職業分布越來越廣泛、集聚方式越來越多樣，傳統“自上而下”的婦聯組織形式難以覆蓋到體制外。為破解這一難題，婦聯改革聚焦突破傳統層級組織框架，把觸角延伸到各類園區、專業市場等婦女群眾集中的每一個角落。
山東濟南歷下區婦聯主席李健走訪發現．轄區內的歷山名郡小區內，媽媽們自發成立了“辣媽幫”。于是，街道婦聯主動邀請“辣媽幫”成員融入街道，給更多女性普及育兒教子知識。經過幾次友好互動，“辣媽幫”逐漸被納入街道婦聯大家庭中。
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有外來務工婦女約6萬人，其中僅湖南藍山籍的女性流動人口就有上萬人。2016年8月26日，在各級婦聯的指導下，獅嶺鎮藍山流動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出第一屆執委會。
首屆流動婦聯主席張冬梅是一名從事醫療行業的個體從業人員。她說，流動婦聯的成立為獅嶺鎮萬名藍山籍婦女維護權益、學習交流、施展才干、服務社會搭建了工作平臺。
如今，遍布城鄉、形式多樣的婦聯基層組織，讓越來越多婦女感受到婦聯組織的存在和身邊家的溫暖。許立華說，改革進一步打通了毛細血管，婦聯組織不再可有可無，實現了婦聯組織形態重構和形象重塑。
長沙，啥“長”
有著山水洲城獨特風貌的長沙，湘江穿城而過，中臥橘子洲，西枕岳麓山，東西兩側坐落著正在延伸的現代化城區，這個幾千年來主城區未變的歷史文化名城，成為近年來省會城市競爭的“黑馬”。長沙有何“長”，使得它十年問經濟總量增速領跑全國城市？長沙又要拉“長”什么，使其能夠支撐更大的夢想？
“長”足跨越
2009年下半年，一個中部省會城市的發展動向，牽動著地處東部的山東濟南的神經。因為前者的經濟總量，這一年可能會超過自己。這個省會城市就是長沙，此前其經濟總量陸續超越福州、長春。
這一年，長沙的經濟總量雖然沒有超越濟南，但差距只有微弱的數十億元。這一年，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提到，“中國城市間競爭的總體狀況可用‘異常激烈’來形容”。報告描述，前10名城市間競爭激烈，“尤其是長沙的進步有目共睹，大步邁人10強之列。”翌年的這項報告上，長沙成為中部地區唯一進入城市競爭力前10名的城市，報告不吝褒揚，國內當年“最耀眼的城市是長沙”。
2016年，一家財經研究機構整理發現，從2005年到2015年，10年間長沙GDP增長了460%，在33個重點城市中，長沙增幅位居榜首，總量排名從第24位提升至第14位。“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長沙領跑的消息，一時在媒體上形成刷屏之勢。
如今，省會城市經濟總量“論劍”，排在長沙前面的是廣州、杭州、成都、武漢、南京，長沙進入“六強”。
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城市，在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三股洪流推動下，迎來了發展史上的高潮。回望這段歷史，長沙事實上成為激活城市競爭的一條“鲇魚”、引領城市增長的一個“弄潮兒”。
長沙之“長”
長沙不是副省級城市，缺乏一定的行政資源；長沙地處內陸，不具備沿海城市的開放優勢-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長沙也不是湖南最好的經濟碼頭。長沙之長，在于揚其所“長”。
長沙“長”在工業產業從弱到強，長沙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布局大型國企。2007年，長沙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時，突出指向工業：“長沙經濟總量偏小、結構不優，特別是工業經濟在中部省會城市中尚未形成比較優勢。”經過十多年對工業的強力扶持和精心培育，長沙的規模工業總產值已邁上萬億元臺階，形成新材料、工程機械、食品、電子信息四大干億元產業，北斗導航、3D打印等產業增速均超過50%。長沙號稱“南方工程機械之都”，以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為代表的工程機械產業成長速度驚人。
長沙“長”在科教優勢雄厚。長沙現有55所高等院校，96家科研機構，國家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重點實驗室、企業技術中心和工程實驗室68個。以在校大學生占城區人口之比來測算，長沙這項指標在全國省會城市當中高居前列。湖南一批頂尖級的企業家，或是從長沙的科研院所下海．或畢業于坐落長沙的中南大學、湖南大學等。近年來，長沙全市的發明專利申請量每年增長200/0以上，萬人有效發明專利量居全國省會城市第5位，獲批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
長沙“長”在交通區位改善。近代史上，長沙經濟發展較快，直接得益于粵漢鐵路貫穿長沙。但直至高鐵出現之前，湖南的鐵路樞紐并非長沙，而是“十字”交叉的株洲市。如今，中國交通進入“高鐵時代”，京廣、滬昆這兩條分別連接中國南北、東西發展的黃金高鐵，在長沙形成“十字交匯”。借靠高鐵，長沙與珠三角、長三角及全國其他地區深度融合。目前，長沙正依托邁入“雙跑道時代”、躋身全球機場百強的黃花國際機場，大力發展臨空經濟。
長沙“長”在縣域經濟實力強勁。2016年底，由專業機構評選的“全國縣域經濟與縣域基本競爭力百強縣”出爐，長沙縣、瀏陽市、寧鄉縣的排位均晉級升位，分列第7位、第19位、第35位。長沙始終秉持“縣興則市興，縣活則市活，縣強則市強”的理念，扶持帶動了分布在東西兩翼的縣域發展，形成了長沙城區以服務業為主、縣域以工業為主的產業分工，實現了中心城市和以縣城所在的次中心城市良性互動的城市群發展格局。
長沙“長”在國家級平臺眾多。自2008年攜手株洲、湘潭創建全國第一批“兩型”試驗區以來，長沙爭取獲批了多個國家級發展平臺。包括全國自主創新示范區、國家級湘江新區、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臨空經濟示范區等。在長沙這塊土地上，已經有四個國家級經開區，還有一個國家級高新區．有力承載了工業的快速發展。
長沙“長”在是宜居宜業之地。長沙房價長期較低，比與己相鄰、經濟總量差距較大的南昌、貴陽都低，房價漲幅長期在省會城市中排名靠后。2016年，長沙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4.33萬元和2.54萬元，均穩居中部省會城市首位。長沙也有“休閑娛樂之都”的美譽。豐富的人力資源，相對低廉的房價，輕松的生活，配上快速的交通，吸引了不少企業從沿海轉移而來，眾多互聯網企業創業于此。
長沙“長”在政府效率不斷提升。能否將潛在的比較優勢發揮出來，形成經濟發展的優勢，離不開較高的政府效率。長沙正在實施“人才新政22條”“一次性審批12條”“長沙工業30條”等，以提高政府效率。到今年為止，長沙市望城區已經連續評選四屆項目建設“獅子型”干部。“碰到一個好的項目，寧鄉的干部就像狼一樣緊迫不舍。”這是很多商人對寧鄉招商引資的感受。瀏陽被稱為“縣域改革模范縣”，推出“一線工作法”“馬上就辦”等服務方式。
長沙“長”在抱負遠大。近代以來，長沙為風云際會、人才輩出之城。光榮歷史激勵著“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城市精神，長沙對后發趕超的渴求從未松懈。2016年，長沙加入角逐“國家中心城市”的隊伍，并為之實施國家智能制造中心、國家交通物流中心、國家創新創意中心三年行動計劃。
取“長”補“短”
多年來，大建設的熱潮帶動了長沙的大發展，也一定程度固化了長沙的經濟結構。據長沙市近3年政府工作報告，3年來，長沙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高于國內不少省會城市，增幅均高于財政收入增長幅度。長沙的增長主要依賴高投資，發展模式亟須從投資模式轉變為創新模式。
對比之下，領跑中國城市發展的深圳可作為長沙借鑒的一面鏡子。深圳市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40782億元，增速達23.6%，創22年來新高。然而與當年生產總值19492.6億元相比，固定資產投資占比不到21%。
1998年，印尼海域打撈出的“黑石號”沉船上，近6萬件瓷器來自長沙銅官窯。沉睡海底千年的文物被打撈出水，標志著地處內陸的長沙，曾經是陶瓷行業的“世界工廠”，也證明了作為“海上陶瓷之路”的起點地之一，長沙經濟的外向度在歷史上不容小覷。
然而，身處當今全球化時代的長沙，經濟發展開放程度不高，沒有能夠更多共享全球發展的蛋糕。“外貿依存度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這是15年前長沙市政府部門剖析自身“軟肋”時的一段話。尷尬的是，“軟肋”至今仍“軟”。
2016年，長沙市進出口總額剛過726億元，外貿依存度為7.8%，與全國近年45%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甚遠。“不臨海，不沿邊，走向世界靠藍天。”今年6月，經過奮力建設的長沙黃花綜合保稅區正式封關運行，長沙臨空經濟和湖南實施開放崛起戰略邁出大步。
“發展短板有待補齊，特別是開放型經濟和現代服務業亟待加快發展。”這是長沙市政府在工作報告中自我剖析的“短腿”。2016年，武漢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6294.94億元，對GDP增長貢獻率為64.9%。長沙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4439.52億元，對GDP增長的貢獻率59.2%。相比之下可以清晰發現，長沙的差距，并非農業、工業，而是第三產業，是現代服務業。
城市競逐爭先恐后。誰發展快，發展科學，誰聚集資源的能力就強。“產業結構有待優化，新的動能尚未形成有力支撐；城市治理水平和城鄉建設品質有待提高；社會治理創新與服務能力提升還需加強，公共服務與群眾需求還有較大差距；政府效能有待進一步提升，經濟發展環境還需進一步優化等。”這段直面不足的表述，出現在2017年年初的長沙市政府工作報告中。
德國慕尼黑、法國巴黎、美國亞特蘭大……這些現代化的國際城市，都是長沙謀劃未來時“對標”的城市。
奮力補“短”，長沙更“長”。
昆明：前路已明
觀察今日昆明，有三大“看點”。
一是今年上半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6%，增速在全國省會城市中位居第二；二是“高原明珠”滇池水質持續向好，總體水質摘掉了劣V類的“帽子”；三是中國昆明大健康產業示范區近期獲國務院批準，國家植物博物館正式落戶，昆明向著“中國健康之城”揚帆起航。
“這是昆明以建設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為引領的結果。在建設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的征程中，昆明已經走出了‘躲進小樓成一統’的羈絆和束縛，在主動服務和融入國家戰略中形成了新的發展格局。”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程連元說。
格局指引方向，格局激發動力。“走出此前四任市委書記連續落馬的陰影，新格局正引領昆明進入一個張力凸顯、實力聚集、魅力四射的新階段。按著這個勢頭走下去，昆明未來可期！”采訪中，昆明干部群眾滿懷信心。
拓展格局，從西南邊陲到開放前沿
昆明，四季如春，鮮花常開，素有“春城”“花都”的美譽。作為西南邊疆省份云南的省會，昆明在我國版圖中偏居一隅，加之三面環山，多少限制了其與經濟發展較快地區的聯系。長期以來．昆明給人的印象是很有特色的旅游城市，昆明人悠閑自得，但也有一些自我設限、固步自封。
隨著國家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昆明區位優勢凸顯，整座城市也開始振奮起來：長水國際機場致力于成為我國面向南亞東南亞的門戶樞紐機場、航空運輸基地；新建的高鐵昆明南站定位于“一帶一路”的重要基礎設施和西南地區綜合交通樞紐，推動昆明加快建設面向南亞東南亞的區域性物流中心。
這是昆明旗幟鮮明地提出“拓格局”帶來的變化。從傳統眼光看，昆明是邊陲、是末梢。但在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中，昆明正處于中國面向南亞東南亞國家開放的前沿，區位優勢無與倫比。
程連元闡釋了“拓格局”的考量：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立足滇中、全省，放眼全國和南亞東南亞，服務和融入國家發展戰略，推動滇中城市圈一體化發展，形成融人國內、聯通周邊、接軌國際的發展大格局。
昆明市第十一次黨代會提出了“把昆明建設成為立足西南、面向全國、輻射南亞東南亞的區域性國陳中心城市”的奮斗目標，昆明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審議通過了《昆明市建設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實施綱要(2017-2030)》，確定了“任務書”和“路線圖”。
綱舉目張，開放的昆明頓然“靈動”起來，朝著“一個樞紐川‘四個中心”和“三個品牌”挺進。
“一個樞紐”，即把昆明建設成為國內銜接順暢、國際互聯互通、節點功能完善的區域性國際綜合樞紐。“四個中心”，即加快建設立足西南、面向全國、輻射南亞東南亞的經濟貿易中心、科技創新中心、金融服務中心、人文交流中心；“三個品牌”，即全面提升“世界春城花都、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健康之城”三大城市品牌，建設區域性國際和諧宜居城市。
隨著打造區域性公共事務平臺、商務活動平臺、協調聯動平臺的推進，昆明在我國與周邊國家交往合作中的地位和影響不斷提升，老撾、緬甸、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越南和孟加拉國等7個國家先后在昆明設立總領事館：匯豐、恒生、東亞、泰京、渣打等多家外資銀行在昆明設立分行。
今年6月在昆明舉行的2017南亞東南亞國家商品展暨投資貿易洽談會受到了廣泛關注。來自五大洲86個國家和地區的6000余名中外重要嘉賓出席了展會，4000余家企業參展，入場觀眾約50萬人次。
產業集聚，為昆明描畫堅實未來
“除了煙草公司和其他國企，能提供不錯收入的基本就是房地產了。”談起曾經的昆明．一個當地人直言不諱地說。確實，昆明較長時間面臨著突出的經濟發展問題：產業結構較為單一，質量不高，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不強；創新體系不完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
如今，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北汽”“東風”等大塊頭進入，昆明汽車產業園建設加速推進。到2020年，汽車產業園整車產能將達到40萬輛，其中新能源汽車20萬輛，汽車整車及零部件產值預計將超千億元。
距離昆明市級行政中心不遠的呈貢信息產業園區熱火朝天、生機勃勃。“憑借這里的區位、氣候、政策以及園區環境等諸多有利條件，國內頂尖的云計算、大數據、軟件開發及信息服務公司人駐園區，一年多時間完成投資20多億元。”園區管委會主任趙小平介紹。
汽車產業園和信息產業園的“異軍突起”，是昆明產業崛起的一個側影。
一座城市的基礎在于產業，未來在于產業。昆明市決策層思想明確，產業發展“路線圖”清晰：基于大生態，依托大數據，重點發展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創，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著力構建高端引領、協調融合、綠色低碳、優質高效的現代產業體系，把昆陰打造成為在全國乃至南亞東南亞具有區域影響力的現代產業基地。
由此，昆明推進結構轉型升級、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三大戰役”全面展開：引導傳統產業向價值鏈高端延伸；以戰略性新興產業聚集區為載體，突出發展先進裝備制造、生物醫藥、電子信息、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充分發揮生態、區位和資源優勢，著力培育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創等比較優勢產業。
目前。培育新產業、聚集新動能的滇中新區呈現加速發展之勢。臨空產業園、航空物流園、汽車工業園、新材料產業園、國際科技創新園、中關村，電子城產業園等工業園區同步推進。中鐵電建大型盾構機、聚光科技環保監測設備等一批重大項目落戶昆明。
在爬坡轉型、動能轉換中，昆明保持了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勢頭。2016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300億元，同比增長8.5%。今年上半年，昆明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6%，增速在全國省會城市中位居第二。
提高“顏值”，環境就是競爭力
被譽為“高原明珠”的滇池，是云貴高原最大湖泊，面積300余平方公里。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受工業粗放發展、水沖廁所快速普及和治污設施空白等影響，滇池水質惡化，成為我國污染最重湖泊之一。在環保界，滇池是公認的我國湖泊治理難點。
昆明市民向半月談記者介紹，十年前的滇池，湖面藍藻堆積像綠油漆一樣，老鼠在上面竄來竄去，石頭丟到湖里都沉不下去。
近年來，昆明不斷加大滇池治理力度，滇池水質持續向好,2016年由劣V類提升為V類，成為昆明“顏值”提高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其中，草海3個月達到IV類，外海1個月達到IV類。全湖綜合營養狀態指數降為61.9，“水質為32年來最好”。
滇池是一個縮影。“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以“春城”“花都”等美譽聞名的昆明，正全面提升城市輻射帶動功能和國際化水平的硬件基礎、品質形象和功能內涵，不斷增強昆明市的環境吸引力和競爭力。
一是抓好城市規劃設計。完成《昆明2025城市發展戰略規劃》編制，確定城市發展的布局、結構和規模。按照“經濟、適用、綠色、美觀”的思路，對城市形態、城市輪廓、建筑景觀與色彩、標識系統進行精心設計，打造具有昆明特色的建筑、街道、景區、公園，切實提高“顏值”。
二是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完善快速通暢、脈絡清晰、功能完備、高效銜接的城鄉路網，著力構建內連外通的道路交通體系。統籌推進成品油、天然氣管網、輸配電網絡建設，打造區域能源網絡。2016年，昆明長水國際機場旅客吞吐量約4200萬人次，居全國第五位。
三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加強城市管理和服務體系智能建設，促進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與城市管理服務融合，提升城市治理和服務水平，讓城市更有文化品位、更有人情味。
同時，圍繞“讓天更藍、水更清、地更綠”，扎實推進城鄉人居環境提升行動，全面實施大氣、土壤、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加快把昆明建設成為生態優良、環境優美、品質優越的世界春城花都。如今，昆明一些公園里又恢復出現了成群結隊的鷺鳥，成為一道亮麗的景觀。
行走在這座有著1250余年建城史的歷史文化名城，文明新風徐徐吹來；老舊城區呈現新面貌，政務窗口流行新風尚，志愿服務形成新景致。“創建全國文明城市的意義不在于‘得牌’，而是讓老百姓受益；不是讓城市‘受獎’，而是讓老百姓得實惠。”程連元說。
痛定思痛，昆明再經不起折騰了
“滇中新區將以產聚人、以產促城、產城融合，打造國際化高新產業新城，建設成為支撐昆明、帶動今省跨識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昆明市委副書記、滇中新區管委會主任何剛如數家珍。
“呈貢區將強化現代產業聚集功能，有序承接主城四區人口和功能轉移，建設全省信息產業發展高地、信息產業核心區，打造現代化科教新城。”昆明市行政中心所在的呈貢區區長張先寶娓娓道來。
昆明市委常委、紀委書記楊正曉認為，與前些年“口號一個比一個響亮”“思路一天一個”不同，昆明現在進入一個行穩致遠的新階段。
此前，昆明連續四任市委書記落馬。昆明市痛定思痛：再經不起折騰了！幾年來，昆明認真汲取教訓，以真抓實干、久久為功的作為和作風，著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和清明干凈的從政環境。
嚴肅政治生活，凈化政治生態。嚴格落實民主生活會、“三會一課”、黨員領導干部雙重組織生活會等制度。在今年7月召開的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審議通過了《中共昆明市委關于徹底肅清白恩培、仇和等余毒影響構建風清氣正政治生態的意見》，正本清源，堅決肅清不良影響。
整治紀律渙散，嚴明紀律規矩。建立執行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專項監督檢查機制，對不講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造成惡劣影響的，一律先停職再調查處理。加大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及抽查核實力度，及時處理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干部363名。
把好用人導向，匡正用人風氣。突出忠誠干凈擔當，不讓老實人吃虧，從基層一線培養選拔干部。2016年從基層一線新提拔處級干部88名，占新提拔處級干部的46.6%。堅決查糾用人風氣不正、用人導向有誤、違反程序規定等問題，倒查“帶病提拔”“帶病上崗”縣處級干部37人。
祛除作風頑疾，涵養新風正氣。制定出臺數十件正風肅紀規章制度，深入開展“不作為、亂作為”專項治理，2016年自查整改“不作為、亂作為”問題383個，約談166人，追究責任400人；查處發生在群眾身邊的“四風”和腐敗案件63件，處理155人。
“既不是盲動的‘五加二’‘白加黑’，也不是散漫的‘決樂工作法’，而是以嚴格管理、科學管理、以人為本、突出實效的理念提升政務服務效率！”昆明市干部這樣評價他們的工作狀態。
“少了咋咋呼呼，多了埋頭苦干；少了虛頭巴腦，多了真抓實干；少了個人色彩，多了集體決策；少了心驚膽戰，多了腳踏實地；少了莫名其妙，多了系統科學。昆明正走在一條依規發展、安全發展、協同發展的健康軌道上！”昆明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魯斌說。
農村公路，“急建”還需“慢養”
農村公路在連接城鄉、帶動脫貧方面作用重大。截至2016年底，我國農村公路總里程已達396萬公里。
借助公路的銜接，不少貧困山區變了模樣，脫貧致富看到了希望。但與此同時，農村公路的大規模修建，意味著道路的養護壓力日益增大。如果說修建公路是“面子”，能夠給農村帶來完備的基礎設施，那么養護公路無疑是“里子”，做好養護才能保證老百姓持續受益。對于貧困地區的發展來說，“面子”和“里子”一樣重要，二者缺一不可。
目前，有的地市大規模、投巨資修建公路，常常“一建了之”，修路時資金充裕，養路時資金捉襟見肘。久而久之，部分農村公路“通而不暢”，成為農村發展一大瓶頸。
這一現象凸顯出部分干部看重一時政績，忽略后續管理的不當心態：修路修得越多，領導“政績”越突出，至于后續管理，考慮不了那么多。
而我國農村公路在后續養護上的資金缺口較大，也確實是不可忽視的問題。多地基層交通部門工作人員反映，隨著農村公路里程數的不斷增長，加之此前部分建設標準偏低的農村公路破損嚴重，目前不論是每年安排的養護工程規模還是資金規模，都已無法滿足實際需求。
養護抓不好，建設成果將付諸東流。半月談記者發現，目前多個省份在進行養護方面的有益探索，建立市場化的養護模式，并利用高科技、信息化手段提高養護效率。這些嘗試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能否徹底解決農村公路養護難題仍有待檢驗。
改變當下這一“重建輕養”的現狀，還需地方政府、交通路政部門更好地明確責任和義務。把群眾利益放在工作首位。正所謂“四好農村路”，在建好的同時，同樣重要的還有管好、護好、運營好。
另外，對于基層養護人員，要給予充分保障，讓更多具備專業技術能力的人員愿意扎根一線。而這些，歸根結底還要立足于對農村公路認識的轉變。對于相關部門和領導干部來說，只有打通認識上的“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讓“四好農村路”不再“瘸腿走路”。
京津冀打響秋冬藍天保衛戰
剛進入9月，京津冀地區就遭遇了一次持續5天左右的重度污染過程。根據環保部預判，今年秋冬季重污染天氣過程會相對提前。面對嚴峻形勢，從中央到地方都拿出了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決心，下猛藥、出硬招。從環保到工業、住建、交通等多個部門，都出臺了堅決嚴厲措施，合力打響藍天保衛戰。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8月下旬，環保部就發布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及6個配套方案，對重污染天氣預警和應對提出要求。這是第一次針對京津冀地區秋冬季污染制定治理方案。同時，這次預案出臺較早，為地方出臺相應配套方案打出了“提前量”，有利于地方提前謀劃，從容布置相關工作。
這些年，治霾取得了一定成績，圍繞去產能、推進清潔取暖、整治“散亂污”和工業大院等，各地出臺了一系列治霾“組合拳”：緊盯重點區域即京津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城市；緊盯重點時段即秋冬季、采暖期；緊盯重點領域“兩散”，即散煤和“散亂污”企業治理，同時兼顧機動車、揚塵、礦山開發治理等。
今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的主要目標是實現“雙降15%”，即在全面完成“大氣十條”考核指標的基礎上，今年10月至明年3月期間，京津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城市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15%以上，重污染天數同比下降15%以上。這一任務十分具體，細化到市、縣、鄉鎮，體現了“精準定位”的要求。
秋冬季節已經來臨，京津冀各地治霾神經越繃越緊。北京市9月7日召開大氣污染防治秋冬季攻堅行動部署會，對北京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特別是秋冬季攻堅行動再動員、再部署。會上，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說，好天氣要一天一天地去爭取，PM2.5治理要一個微克一個微克地去摳。
河北省則全力推進散煤污染控制，在環首都地區著力推進“氣代煤”和“電代煤”，打造“禁煤區”，在工業領域推進電能替代和燃煤減排提效，減少燃煤污染。去年，與京津接壤的河北廊坊、保定18個縣市區被劃為“禁煤區”，今年10月底前，河北“禁煤區”將實現散煤“清零”。
環保部也積極行動起來。目前，環保都已為京津冀地區重點城市每個市安排一個專家團隊對口開展工作，完善空氣質量監測網絡，及時監測污染變化情況。9月15日，環保部正式開展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秋冬季大氣污染治理攻堅行動巡查。
此外．加強京津冀治污的統籌協調也在積極推進。據悉，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將開展設置跨地區環保機構試點，推動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許可、統一環評、統一監測、統一執法、統一應急。
中央督察全覆蓋，環保執法硬起來
從2015年底至今年9月，短短一年多時間里，中央環保督察已覆蓋全國31個省份。全面督察、鐵腕問責使得以往“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環境保護工作上升到了其應有的位置，環境保護的壓力從中央層層傳導到各級地方政府，決心廣泛傳遞到普通群眾。
專啃硬骨頭，劍指四大突出問題
中央環保督察專啃硬骨頭，以鐵的手腕打掉環境污染的“保護傘”，整治環境污染的“重災區”。
--水污染問題。水污染問題在不少地區都十分突出，如督察發現安徽巢湖流域水環境保護形勢嚴峻，當地頻頻破壞濱湖濕地、違規侵占湖面進行旅游開發，且人湖污染量大，人湖的十五里河、南淝河和派河水質長期劣V類。
--自然保護區違法違規建設問題。2013年修訂的《甘肅省礦產資源勘查開采審批管理辦法》，允許在自然保護區實驗區內開采礦產，違背礦產資源法、自然保護區條例等上位法的規定，導致部分自然保護區內違法采礦問題突出。
--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欠賬多。即使在經濟基礎相對較好的地區，也存在很多欠賬。如上海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的缺口較大，導致垃圾非法傾倒事件頻發，甚至出現部分垃圾跨省傾倒現象。
--環境治理做“表面功夫”。廣東汕頭市潮陽區垃圾處理設拖三年三次變更選址，至督察組進駐時仍未開工。天津市北辰區劉家碼頭村集聚近千家廢品回收小作坊，積存大量垃圾渣土和污水，長期解決不力，直至2017年4月環保部督察并經媒體曝光后才得以整治。
震醒“裝睡者”，超1.5萬人被問責
從2015年底中央環保督察巡視在河北試點開始，環保問責風暴在各地掀起并覆蓋全國31個省份。隨著中央環保督察毫不留情地向地方生態環境問題“亮劍”，公眾切實體驗到中央環保督察的威力，很多百姓主動提供身邊破壞環境的線索。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時，不少黨政負責人表示，和以往的“督企”不同，中央環保督察以“督政”為主，督察方案明確督察對象主要是各省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督察結束以后，重大問題要向中央報告，督察結果要向中央組織部移交移送。
根據環保部公布的督察反饋情況，全國環保督察問責人員已經超過1.5萬人。一些面對環保問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裝睡者”被巨大的變化“震醒”。
“以往動嘴皮的事情，現在必須動真格。”中部地區一鄉鎮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污染企業關不掉，我的帽子可能就會掉。”
建長效機制，避免“一陣風”
梳理可見，中央環保督察組的反饋意見多有嚴厲措辭，表態幾乎“不留情面”。
如天津市就被嚴厲批評，在環境保護上“與中央要求、直轄市定位和人民群眾期盼尚有明顯差距”；遼寧省“談及遼河流域水環境質量明顯惡化，就強調干旱少雨等自然因素，從主觀上找原因、從工作上找差距不夠”；有“千湖之省”美譽的湖北“一些地方向湖泊要錢、要地、要房的趨勢仍未得到遏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決環境問題，需要各地黨委政府久久為功。
不僅要在督察整改上不遺余力，更要把功夫下在平時，在污染防控、環保設施投入、淘汰落后產能、環境修復等各個環節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推進落實。只有這樣，環境才能持續改善。
避免“一陣風”，需要完善有關政策，建立健全環境保護長效機制。
環保督察可以借鑒巡視的經驗做法，把全覆蓋和“回頭看”結合起來，防止地方為應付檢查搞“一陣風”，還可以加大對重點問題專項督察力度，讓環保利劍時刻高懸，鞏固環保治理成果。各地應以整改為契機，堅決落實環保“黨政同責”“一崗雙責”，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建立健全環境保護長效機制，交一份經得住時間檢驗的環保成績單。
建設網絡強國，西方國家怎么干
積極參與全球網絡競爭
近年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追逐網絡霸權的腳步從未停歇。
2011年2月，美國國防部出臺《國防網絡安全戰略》，明確提出五大策略以全面推升美軍網絡戰能力；同年5月，美國白宮公布首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2015年，美國又發布了新版的網絡戰略。
目前，美國綜合運用外交、軍事、經濟、情報等手段在互聯網空間維護其國家利益，企圖通過控制互聯網來實現其控制世界的戰略目標。特別是，美國樂于通過社交媒體等網絡傳播渠道實現本國的對外戰略，并重視在國際上主導網絡行為規范和網絡國際法的討論及制訂。
無獨有偶，其他西方國家也在積極參與全球網絡競爭。德國于2015年頒布實施了全面保障其國內網絡關鍵基礎設施正常運行的《網絡安全法》，并于2016年底出臺了第二部《網絡安全戰略》，規劃組建強大的“網絡部隊”從事全球信息戰。英國于2016年11月啟動了新一輪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2016-2021》，規劃投資19億英鎊，加強國家互聯網安全建設，防范網絡攻擊。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球共有13臺根服務器，而主機只有1臺，放置在美國的弗吉尼亞州；12臺輔根服務器中有9臺在美國，2臺在歐洲，1臺在日本，美國等國實際上具備了“封殺”他國網絡的條件和能力。
強化新技術領域的戰略布局
隨著大數據和云計算等網絡新技術的發展，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新興技術領域的戰略布局也紛至沓來。
美國政府異常強調對美國信息科技公司的管轄權。“9.11”之后出臺的《愛國者法案》，要求所有在美國具有實體公司的云端服務供應商，把經過美國網絡的數據交給美國政府，即使海外數據也要被嚴格管控。例如，美國執法機構曾以美國國內法為依據要求微軟公司提供該公司存儲在位于愛爾蘭的服務器上的數據。
2013年2月，法國政府發布《數字化路線圖》，明確大數據是未來要支持的戰略性高新技術。此后，法國開展了一系列投資計劃，在多領域不斷開發數字化解決方案，并將其用于實踐。
2017年3月，英國政府推出《英國數字化戰略》，通過構建數據安全性一流的互聯網絡和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物聯網絡等途徑，幫助英國在啟動并推進數字化業務、試用新型技術或者實施先進技術研究方面占據優勢地位。
此外，早在2013年，在北約主導下，全球第一部從現行國際法出發討論網絡戰爭及網絡主權問題的指導手冊--《塔林手冊》（全稱《塔林網絡戰國際法手冊》）正式出版。
該手冊具有非常廣泛的國際影響力，成為北約爭奪“網絡戰爭規則”制訂權、進行全球網絡空間戰略布局的重要工具。如今，新版的《塔林手冊》正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主導下進行修訂，將更注重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大數據應用等領域出現的國際問題爭端判定規則。
三個方面亟待加強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51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4.3%。我國已然成為一個網絡大國，但網絡大國并不等同于網絡強國，建設網絡強國至少有三個方面亟待加強。
普及網絡安全教育。我國擁有發展最為快速的網絡業態，但整體網絡安全素養不足．尤其是網絡從業者及青少年群體的網絡安全意識相較于西方國家差距明顯，這成為我國網絡安全的巨大隱患。維護網絡安全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廣大網民共同參與。專家呼吁，應普及網絡安全知識，加強網絡安全教育，提升全社會網絡安全意識和技能，推動形成全社會重視網絡安全的良好氛圍。
加大在網絡安全國際合作中的話語權。當前，國際層面的網絡安全合作與規約制定基本由西方發達國家掌控，我國往往處于被動一方，近年來也只是以參與者的身份加入相關合作框架，這與我國實際擁有的互聯網規模和基礎資源是極不匹配的。所以，在國際合作和國際規約制定方面，亟待更多中國模式和中國方案的出現。
重視維護國家數據主權。如今，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逐漸在全球普及，其產生的大數據實際上蘊含著巨大價值，關乎國家利益。面對西方的網絡優勢，我國應當加強技術創新，提高數據掌控和分析能力，建立相應的法律制度，構建大數據戰略體系，切實維護國家數據主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