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半月談第4期_半月談2018第4期文章匯總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事業單位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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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評論
1 換屆之年須樹牢正確政績觀
今年是換屆之年，全國省級地方兩會已完成省級人大、政府、政協的集中換屆，地市縣鄉也有不少新領導走馬上任。在萬物復蘇的3月，不少“換屆干部”中的代表委員齊聚北京，共商國是。
毫無疑問，“換屆干部”經受住了重重考驗，才能在換屆中脫穎而出。他們帶著黨和人民群眾的殷殷重托，走上重要崗位，為我們的事業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他們年富力強、執政經驗豐富，都鉚足了勁兒，準備在任期內攻堅克難、大展抱負。
需要提醒的是，越是想有所作為，就越要警惕陷入“換屆沖動癥”的陷阱。
基層干部和有識之士反映，“換屆沖動癥”主要有三大表征。一是政策“翻燒餅”，太隨意，換屆就換藍圖，換人就換思路。在一些地方，發展戰略沒有延續性，主政干部經常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拍屁股走人。
二是新官不理舊賬。簽訂的各種協議，對投資商的承諾，拖欠的工程款……對這些前任留下來的“舊賬”，少數“換屆干部”一概不認，能推則推，能拖則拖，有的甚至公然“賴賬”。這種做法不僅有違誠實守信的法治原則，也極大地損害了群眾利益和政府公信力。
三是好大喜功，熱衷上馬“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少數“換屆干部”，新到一地，新任一職，總想快出成績，于是不重“里子”重“面子”，大肆舉債搞建設，把看得見的地方包裝得像“歐洲”，看不見的地方即使像“非洲”也放任不管、無動于衷。
以上種種，歸根結底還是錯誤的政績觀作祟。少數“換屆干部”只唯上不管下，最大的目標就是在有限的任期內，最大可能集中地方發展資源，盡量做出上級領導看得見、摸得著的政績，從而為自己的仕途發展鋪平道路、奠定基礎。
在這種錯誤政績觀的支配下，不少地方已經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價。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自覺抵制錯誤政績觀，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
正確政績觀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增強政治領導本領，科學制定和堅決執行黨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落到實處。
正確的政績觀必須以人民為中心，牢記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施政不能斤斤計較于一時之得失和個人之得失，而應立足地方長遠發展的需要，不唯數字，不諂媚上級，讓工作經得起歷史和人民群眾的檢驗。各級黨委政府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時時刻刻放在心上，以造福人民為最大政績，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滿。
黨的十九大描繪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宏偉藍圖。實現這一宏偉藍圖，關鍵在黨，關鍵在人。各級領導干部樹立正確政績觀至為重要。
首先，要發揚科學精神和求實精神，大興求真務實之風，按規律辦事，科學地干事，干實實在在的事。要按照中央“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進工作，不喊空洞無物標新立異的口號，不搞盲目攀比脫離實際的決策，摒棄“新官不理舊政”的惡習，將工作真正抓準、抓牢、抓出實效。
其次，要遵循“功成不必在我”“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執政理念。對各級領導干部來說，在工作中理應大膽開拓、銳意進取，但是也應注重工作的延續性和連貫性。不能換一屆領導就兜底翻，更不能為了顯示所謂政績硬要去另搞一套。有沒有新面貌，有沒有新氣象，并不在于制定一打一打的新規劃，而在于結合新的實際，用新的思路、新的舉措，腳踏實地把既定的科學目標、好的工作藍圖逐步變為現實。
再次，要大力發揚釘釘子的精神。要清醒地認識到，釘釘子往往不是一錘子就能釘好的，而是要一錘一錘接著敲，直到把釘子釘實釘牢。釘牢一顆再釘下一顆，不斷釘下去，必然大有成效。要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不搞脫離實際的盲目攀比，不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求真務實，真抓實干，勇于擔當，真正做到對歷史和人民負責。
201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不僅是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也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九層之臺，起于累土。要把“兩個一百年”藍圖變為現實，必須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干好工作。各級領導干部要珍惜干事創業的機會和平臺，狠抓工作落實，接續奮斗、擔當盡責，一屆接著一屆干，一張藍圖繪到底。以優良的工作作風，高標準、高質量、高效率全面完成改革發展穩定各項目標任務。
半月專題
2 金融排雷，化風險于無形
金融關涉全局，一旦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后果不堪設想。盡管目前我國金融形勢總體良好，但仍有一些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如宏觀杠桿率偏高、金融監管體制不完善、違法違規金融活動增多等。解決這些問題，化風險于無形，需要凝聚共識、克服阻力，盡快把中央的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下去。
明確時間表，劃定路線圖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18年年會上表示，針對影子銀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等突出問題，爭取在未來3年左右時間，使宏觀杠桿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結構適應性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增強，系統性風險得到有效防范，經濟體系良性循環水平上升。該表述為去杠桿劃定了明確的時間表，引發市場廣泛關注。
防控金融風險從何處入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促進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業內人士表示，這既抓住了防控金融風險的“牛鼻子”，又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對做好2018年防控金融風險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首先，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循環，是防控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其次，實現金融與房地產良性循環，是防控金融風險的重要內容。目前金融業涉及房地產的業務總體平穩，但金融資源過于集中在房地產行業將產生較大風險，特別是在整體宏觀杠桿率趨穩的同時，居民部門杠桿率快速飆升值得警惕。再次，實現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是防控金融風險的必由之路。
防控金融風險的大幕早已拉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從貨幣供應和信貸數據看，2017年初以來，中國已進入去杠桿進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持續放緩，當前已低于9%。整體杠桿率開始出現下降，雖然幅度不大，但趨勢已經形成。
地方債務要“開前門、堵后門”
地方政府適度舉債有利于地區經濟發展，過度舉債則會影響全國金融市場乃至社會穩定。目前來看，我國政府負債率總體低于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但一些地方政府負債率較高，還有不少地方政府隱性擔保的債務未計入統計，需要引起重視。
為防范風險，促進經濟健康持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先后修訂了預算法，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并推出PP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創新項目管理模式。
改革的思路是“開前門、堵后門”，完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制度，強化預算硬約束，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擔保行為，堵住各種不規范渠道。同時通過開好“前門”，滿足地方政府合理融資需求，支持地方穩增長、補短板。
不過，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法治觀念薄弱、風險意識不強等原因，違法違規融資擔保問題仍時有發生。
財政部要求，進行PPP項目融資，政府需首先進行“物有所值評價”，其次進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最后要進入省一級發改委或財政廳PPP項目庫，三者缺一不可。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因急于吸引社會投資，將有融資需求的地方項目都扣上了PPP的“大帽子”。
全國人大代表、新怡和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剛對半月談記者表示：“作為一個涉及建筑、環保等多領域的實業企業，我們對PPP等新的政企合作、融資模式有較大的興趣，但現階段PPP確實還處于摸索階段，未來希望能有更多項目、在更多領域、以更規范的形式進入PPP項目庫。”
加速推進“僵尸企業”重整出清
我國“僵尸企業”現狀如何？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中國僵尸企業研究報告》指出，電力、熱力、冶金、石油加工等行業中“僵尸企業”比例較高，多為國有和集體企業。2016年，國務院國資委梳理顯示，中央企業需要專項處置和治理的“僵尸企業”及特困企業有2041戶，涉及資產3萬億元。
從中央到地方，出清“僵尸企業”的戰役已經打響。截至2017年末，全國已累計完成1200戶“處僵治困”工作任務，其中400戶實現出清。
一些地方在出清中取得顯著進展。2017年末，重慶市一中院出具的《民事裁定書》確認，A股史上最大的債務重整——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計劃圓滿收官。在重慶市政府大力推進和重慶銀監局等多個部門的協同努力下，依托債委會穩貸、引入重組方升級，市場化法制化債轉股，重慶鋼鐵實現脫危解困。
重整前，2012年至2016年末，重慶鋼鐵扣除政府補貼經營性虧損約180億元，2016年末經評估的賬面總負債374億元，自身基本喪失還本付息能力，債務涉及面廣、關聯關系復雜、利益攸關方眾多，可能發生資金鏈斷裂，形成區域性重大風險。
重整完成后，重慶鋼鐵的資產負債結構顯著優化，財務狀況大幅改善。成功引入重組方后，其將繼續原有鋼鐵經營業務，并重新優化生產經營格局，降低成本提升經營效率，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競爭力大幅提升。
盡管成績明顯，出清過程卻難言輕松。審計署審計長胡澤君表示，由于涉及面廣、時間跨度大等原因，“僵尸企業”處置問題在推進過程中還存在各種困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袁東明建議，近期各地需盡快摸排統計本地區內停產超過一年且復產無望的企業數量，由主要領導牽頭，組織相關機構協同配合，集中推動一批停產企業進入破產程序。遠期，應逐步完善土地、債務、職工安置、企業破產等方面的制度，提升行政能力，提高市場效率。
強化監管，鞏固“去虛向實”趨勢
當下，金融上過度的混業也造成一系列亂象，名目繁多的衍生品令人眼花繚亂，同業、通道、資金池、萬能險、P2P、現金貸等層出不窮、相互疊加，結果是不斷抬高資金成本，加劇實體經濟困難。同時，風險傳染的渠道極不透明。針對此，2017年監管層頻繁出手。
在持牌金融機構的監管上，2017年4月，銀監會“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十亂象”檢查，涉及除證券市場外的銀行、資管、非標的所有領域，至2018年1月收官，查出問題5.97萬個，涉及金額17.65萬億元；2017年7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成立，著力加強監管協調，補齊監管短板。
監管指揮棒直接帶來了資金“去虛向實”的新趨勢。銀監會披露，截至2017年11月末，理財產品特別是同業理財累計凈減3萬億元，理財中的委外投資較年初減少5888億元。商業銀行同業資產負債自2010年來首次收縮。
另一方面，2017年前11個月，銀行業新增貸款13.3萬億元，貸款增速自2015年以來首次超過同期資產增速。銀監會審慎規制局局長肖遠企認為，貸款是商業銀行最主要和傳統的資產，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來，銀行業回歸本源、專注主業的效果在貸款的增量和占比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在非持牌機構的違法經營資金業務方面，近年來，打著創新旗號，在日常消費中蠱惑人心的涉眾型金融犯罪越來越多，并呈現出“互聯網+傳銷+非法集資”的復合型新特點。
湖北省黃岡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有關負責人介紹，涉眾型金融犯罪從“實體經濟”領域向理財、私募、眾籌、網絡借貸、虛擬貨幣等“虛擬經濟”方向發展，不僅涉及面廣，經濟損失不易追還，而且容易出現投資人“抱團維權”，埋下社會穩定隱患。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楊東建議，橫向上要充實監管力量，金融辦與工商、公安、經信等部門聯合監管，建立信息共享、聯合行動機制，打擊“互聯網+傳銷”的涉眾金融犯罪；縱向上要建立互聯網金融創新數據庫體系，鼓勵行業協會、媒體等正確發聲，讓群眾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金融創新。
3 聚焦大難點，讓脫貧更精準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固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3.1%。然而脫貧攻堅越往后，越是難啃的硬骨頭，必須聚焦再聚焦、精準再精準，攻克幾大難點。
聚焦深度貧困：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亟待提升
從吉林省和龍市出發，沿著崎嶇山路前行，一座清新整潔的村落躍入眼簾：典型的朝鮮族樣式磚瓦房整齊排列，寬闊的水泥路連接家家戶戶；村部前的廣場上，籃球場、健身器械等一應俱全。這就是搬遷后的高嶺村。
在村民孫立霞家，50多平方米的房子內陳設整潔，客廳、廚房和起居室布局合理，衛生間內裝上了電熱水器和抽水馬桶。“沒花一分錢就住進了新房，以前想都不敢想。”孫立霞說。
和龍市地處中朝邊境，全市22萬人口，貧困發生率一度高達21%，是典型的深度貧困地區。近年來，和龍市將易地搬遷扶貧作為脫貧攻堅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抓手，計劃實施易地搬遷5713人。
與和龍市一樣，全國還有不少深度貧困地區。如西藏和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云南怒江、甘肅臨夏等地，貧困發生率普遍在20%左右。
這些地區生存環境惡劣，經濟發展滯后，如果只對建卡貧困戶施策，那些收入剛剛超越貧困線的群眾，隨時有返貧的風險。除易地搬遷外，這些地區亟待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為整體脫貧打下堅實基礎。
遵義市務川縣石朝鄉是貴州省20個極貧鄉鎮之一，全鄉有3577戶15244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1376戶5764人。四五年前，這里一到冬天就斷水、斷路、斷通訊、斷電，是典型的邊遠高寒山區。
為全面突破群眾發展難、增收難等困境，2016年以來，石朝鄉按照人均10萬元投入標準進行集中攻堅，不僅改善了道路、住房、通信等基礎設施條件，還按照“人均一擔煙、兩畝果、兩只羊和一頭牛”的產業布局，發展傳統優勢產業和特色產業。
石朝鄉浪水村貧困戶陳忠德說，去年他種了26畝金銀花，一畝毛收入達3600元，是種苞谷的五六倍。“除去化肥、人工采摘等成本，去年賣金銀花有3萬多元的純收入。”陳忠德說。
“將深度貧困地區這個最堅固的‘堡壘’攻下來了，就取得了脫貧攻堅這場硬仗的關鍵性、決定性勝利。今后，在攻堅方式上，要從全面推進幫扶向更加注重深度貧困地區攻堅轉變。”甘肅省扶貧辦主任任燕順說。
聚焦精神貧困：富口袋更要富腦袋
拔窮根、改窮相、換窮貌，扶貧是一場來不得半點含糊的硬仗。然而，窮根不單在口袋更在腦袋，拔不掉思想上的窮根，就樹不起致富奔小康的自信，還隨時可能返貧。
貴州省赤水市司法局干部李莉說，近3年他們發現了13起鉆扶貧政策空子不贍養老人的案件，有的貧困戶甚至屢次向幫扶干部“借錢”，并揚言不借錢，脫貧就不簽字、第三方評估時就答復不滿意。
在脫貧已取得一定成績的今天，扶志、富腦袋尤為重要。64歲的韓清亮是河南滑縣城關鎮東唐莊村曾經的貧困戶。“現在6畝地的收成加上收購廢木頭掙的錢，一年有2萬多元，日子越過越好。”
滑縣縣委書記董良鴻說，扶貧先扶志，只有不斷強化貧困戶的自我脫貧意識，才能引導他們由“要我脫貧”變成“我要脫貧”，走上永續脫貧。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縣王下鄉位于霸王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腹地。這里群峰疊翠，是我國熱帶生物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然而，森林覆蓋率95%的背后，是群山阻隔，貧窮代代相傳。
2006年以前，王下鄉初中畢業生連續15年無人考取普通高中。從2006年起，王下鄉將貧困、邊遠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遷移到教學條件相對優越的縣城讀書，讓農村孩子與城鎮孩子享受一樣的優質教育資源，開創了全新的教育扶貧模式。
“要不是到了縣城讀書，我也就不可能考上大學，或許像父輩一樣，永遠走不出大山。”畢業于海南省瓊臺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的張志成說。這個來自王下鄉錢鐵村的黎族男孩，如今在海口一家房地產公司上班。
10年間，王下鄉有932名孩子走出大山，其中108人實現了大學夢。“教育扶貧見效雖慢，卻是釜底抽薪。”昌江縣委書記黃金城說，針對一些深層次貧困問題，特別是解決貧困群眾思想上的貧困問題，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聚焦支出型貧困：啃下“因病致貧”硬骨頭
隆冬的大巴山區，2018年的第一場積雪仍未消融。1月16日下午3點，39歲的麻志亮披上外衣準備出門，乘坐班車前往鎮巴縣中醫院，進行他的第109次血液透析。
麻志亮是陜西省漢中市鎮巴縣三元鎮劉家溝村村民。患病前，他在鎮上做水電工維持一家4口人的生計，加上家里的幾畝田地收成，“日子還算不錯”。2015年12月，麻志亮被查出腎衰竭，從那時起必須定期到縣中醫院進行血液透析。
不菲的醫療費用和不可逆的病情，讓這個家庭一度沉浸在憂愁和無望中。直至2017年，隨著我國健康扶貧政策推進，麻志亮一家的生活才有了轉機。
在我國，類似麻志亮家一樣的支出型貧困很多，尤其是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形勢嚴峻。能否破解這一難題，關系到將近一半貧困家庭能否如期脫貧，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據統計，2015年底，河南省平輿縣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因病致貧占比31%，到了2016年底這一比例則接近40%，盡管貧困人口總量減少，但因病致貧比重卻不降反增。為此，2016年，平輿縣開始了“互聯網+分級診療+健康扶貧”的探索。
同時，平輿還出臺一系列政策，免除貧困戶基本醫療保險參保費、提高門診和住院報銷比例。平輿縣衛計委副主任郭君啟表示，一年時間，已有1.4萬人次貧困患者獲益。
不過就全國而言，這一問題仍然嚴峻。海南省人民醫院醫務處副處長陳濤表示，當務之急，是要給貧困群眾建立醫療健康檔案，摸清家底，同時加大醫療保障，擴大醫保用藥目錄，讓一些貧困群眾的大病走特殊醫療救助體系，緩解其支出壓力。
4 污染防治，變壓力為動力
決勝全面小康，污染問題是一大短板。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與此同時，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的需求日益提高，污染防治的好勢頭仍需鞏固。當前，中央和地方工作力度空前，各級領導干部、工作人員須變壓力為動力，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真正推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治理最痛處：大氣、水、土壤
呼吸清新的空氣，喝上干凈的水，吃上綠色無污染農產品，是人民群眾的迫切期盼。去年以來，有關部門和地方繼續以大氣、水、土壤污染治理為重點，多措并舉補齊生態環境短板，回應百姓期待。
首先就是打響藍天保衛戰。自2013年“大氣十條”實施以來，各地各部門出招亮劍，治理燃煤、工業污染、機動車排放和施工揚塵等污染源，各地PM2.5年均濃度持續下降。環保部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平均優良天數比例為78%，PM2.5和PM10濃度均同比下降。
藍天，正一年比一年多起來。近期的北京，藍天成為常態讓不少人“深感意外”。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副主任劉保獻說，2017年，北京市PM2.5年均濃度為58微克/立方米，較上年下降20.5%。
以河長制全面推行為重點，更多河湖重煥生機活力。在加大重點流域污染治理的同時，按照中央要求，各地全面推行河長制、湖長制。河南等地宣布建成省、市、縣、鄉、村五級河長體系，山東明確由省委書記、省長擔任總河長，各地還要求加強水資源保護、水污染防治、水環境治理等，并出臺了具體的保障措施。
水污染治理的成果正在惠及百姓。長春市母親河伊通河上游的南溪濕地公園自去年9月末開園以來，成了市民們采風賞景的好去處。長春市民楊爽見證了“臭水泡”換新顏的變化：“現在我們一家人有空就過來賞賞景、散散步，非常舒服！”
在大氣、水污染治理取得積極成效的同時，土壤污染治理也在大力推進。
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釋放了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力度的信號。東北黑土地保護利用項目持續實施，很多農民開始告別常年不翻地、不上有機肥的掠奪性耕作方式，以秸稈翻壓還田為代表的深松整地耕作方式正在黑土地上流行起來。
再上新臺階：仍需持續攻堅
“去年的空氣質量變化很明顯，惱人的霧霾天少了，藍天白云多了，空氣凈化器開啟的次數少了，去洗車的頻次也減少了。”天津市民黃女士說，希望政府相關部門今后能以更大的決心，出臺更嚴的標準、更實的舉措，讓藍天常駐、碧水長青。
環保部部長李干杰認為，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運輸結構盡管有一些改善、有一些進步，但總體上還不是特別理想，重化工業在產業結構中依然占比過高，煤炭在能源結構中比重仍然過大，運輸結構依舊以公路運輸為主，影響著大氣污染治理的步伐。
環保部新聞發言人劉友賓表示，要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繼續下功夫調整三大結構。同時，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將持續實施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請專家團隊對“大氣十條”實施情況進行評估，提出更精準的治污對策，明確打贏藍天保衛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治理方面，則將全面實施“水十條”和“土十條”。
在各省召開的2018年地方人代會上，防治污染都被列入今年工作重點，綠色低碳、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成為各地未來主攻方向。
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長景俊海說，“要堅定不移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2018年，吉林將下大氣力治理霧霾，城市環境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超過國家要求77%的目標。同時推進松花江、東遼河、伊通河、渾江等重點流域治理，確保城鎮供水水源地水質達標。
湖南省也提出，2018年必須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重點打贏長株潭地區藍天保衛戰；加強水污染防治，強化河湖管理和保護，推動全省流域水環境綜合整治；積極推動土壤污染防治，開展長株潭耕地修復治理及農作物種植結構調整。
改革加速度：補上制度漏洞
2017年，《國家環境保護標準“十三五”發展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等數十個重磅文件發布，成為環保政策“爆發年”。2018年1月，環保政策再迎密集落地期。據不完全統計，已有數十條環保新政于1月1日正式實施。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提高污染排放標準，強化排污者責任，健全環保信用評價、信息強制性披露、嚴懲重罰等制度。“就是要改革這些領域的體制機制，加快污染防治基礎制度建設，盡快補上制度漏洞。”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說。
方向已明確，改革已布置，關鍵在落實。
有關專家表示，近年來我國圍繞生態文明建設出臺了一系列大政方針，但各地政策落地進展不一。當前，尤其要推動生態補償、國家公園建設、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和應用等重點基礎性工作落到實處，推動建立生態文明建設長效機制，對進展較慢的部門和地區嚴肅問責。
環境保護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張音波認為，生態環保問題不僅僅是環保部門的事情，中央可推動各地通過建立環境保護委員會的形式，延續在環保督察中形成的聯合辦公工作機制，集中資源對生態環境問題進行精準處理，形成長效的問題快速解決處置機制。
還有專家建議，有關部門和地方可參照紀檢系統舉報平臺，整合環境保護、市容環境、國土、林業、建設等部門生態環境保護問題方面的投訴渠道，建立全國統一平臺，為百姓順利舉報環境問題提供便利。
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認為，污染防治攻堅戰不是簡單增加污染治理設施，更多涉及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全社會生產和消費結構的綠色轉型，調動各方面力量，形成政府、企業、公眾共同參與的社會共治體系。
吉林省環保廳副廳長孫鐵說：“只有集中力量，以攻堅的態度、決心、措施，解決好現存的突出環境問題，才能不斷縮小與人民群眾對優美環境需求的差距，才能盡快補齊環境短板。”
半月聲音
5 支持民營企業就是加大補貼？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那么，如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在一些地方政府看來，最直接的支持就是“給錢”“減免”“加大補貼”。
所謂對民營企業的補貼，就是為了某種特定的經濟和社會目標，向民營企業提供的一種資金扶持或補償。這是國際上常用方式，也是實現政府“看得見的手”調控有效性的重要手段。
基層常用的補貼方式包括財政撥款、財政貼息、稅收返還、研究開發補貼、政策性補貼等。一方面，補貼方向就是經濟導向，是行業或企業自覺接受調控的“指揮棒”；另一方面，這些補貼是政府實現宏觀經濟目標、優化資源配置采取的必要手段。
毋庸置疑，通過優化政策乃至財政直接發“紅包”，實行合理有效的財政補貼，能對民營經濟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發展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使公共資源得以優化配置，有限的財政資金作用得以放大。
不過，在具體實踐中，財政對民營企業補貼也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補貼對象不明晰、補貼落實歪曲走樣、補貼資金被挪用、企業造假騙補、補貼流程缺乏監管等問題，導致補貼資金“打水漂”，甚至起到“反效果”。
實際上，政府的補貼行為雖然刺激了部分企業的快速發展，但對別的企業未必公平。補貼之外政府更需要做的，是營造發展環境，強化要素保障，積極引導廣大民營企業家弘揚新時代企業家精神。
一要營造更加公平的發展環境。很多民營企業家表示，民營企業不懼怕任何激烈的公平競爭，包括不懼和國際行業巨頭競爭，但就怕不公平競爭、桌面下的比拼。他們希望，在轉變政府職能上，政府服務多一點，融資歧視少一點；在完善市場體系上，公平競爭多一點，行業壟斷少一點；在企業生存環境上，法治規則多一點，人治折騰少一點。
二要繼續強化產權保護、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少民營企業家談到，在當前的轉型壓力下，企業不創新、不求變，早晚會被市場淘汰，而一旦投入創新，又怕被別人剽竊，自己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他們呼吁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創新撐腰，更好地調動民營企業進行科技研發的積極性。
三要破解金融、土地、人才等共性要素制約。一位農業領域的民營企業家說，他們在灘涂上規模化種植了2萬多畝農作物，投資1億多元，卻貸不到1分錢。這種事情有一定的普遍性。政府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就應該在它們面臨的共性難題上多著力，通過制度性建設，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普惠性的支撐。
四要繼續深化“放管服”綜合改革，優化民企營商環境。近年來的一系列改革，確實在很大程度上為民營企業“松了綁”，但仍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改革措施處于“懸浮”狀態，企業辦事流程依然繁雜，仍需請客送禮疏通關系。不少民營企業家表示，補貼有沒有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是不是真正的服務型政府。
6 新時代國家安全思想新在何處？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作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一，安全在十九大報告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統論述和布局。那么，新時代國家安全思想新在何處?
一新：安全與發展并重
新時代國家安全思想，強調安全與發展并重，構建了一個統籌安全與發展兩個方面的新時代國家大方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作為頭等大事和第一要務，使我國經濟社會在40年中迅速發展。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積累，各種安全問題變得日益突出，這就在客觀上要求更加重視國家安全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確立了安全與發展并重的治國理政新思想、新方略。他指出，必須“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富國才能強兵，強兵才能衛國”。
后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場合反復強調安全與發展并重這一重要思想。他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
二新：以人民安全為宗旨
在科學定位安全與發展關系的前提下，新時代國家安全思想強調“以人民安全為宗旨”。
2014年4月15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把“人民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是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特點和新意。
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國家安全“以人民安全為宗旨”。2016年4月15日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到來之際，他在題詞中寫道：“要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2017年2月17日，在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上，他進一步指出：“國家安全工作歸根結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為群眾安居樂業提供堅強保障。”
三新：統籌國家安全一切方面
當代國家安全是一個十分龐大復雜的社會大系統，不僅包括軍事、政治、主權、領土等傳統安全問題，也包括信息、網絡、生態、交通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同時還面臨著許多可以預測和難以預測的風險因素。而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一個能夠統領我們國家所有安全問題的國家安全新思維。
在2017年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把社會治安、交通安全、生產安全等納入國家安全領域，要求“加強交通運輸、消防、危險化學品等重點領域安全生產治理，遏制重特大事故的發生”。這說明，國家安全已超出政治、軍事、外交、情報等傳統領域，而囊括一個國家的所有安全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對“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進行了系統闡述。他指出：“必須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寫入十九大報告，并納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成為新時代維護國家安全的行動指南，將發揮深遠影響。
半月調查
7 任你門前排長龍，半閉窗口就不開
機場、車站安檢口，旅客排成長隊；醫院掛號口、取藥口，患者、家屬摩肩接踵；銀行網點窗口、水電氣交費口，市民列隊翹首……在“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行的當下，與“馬上就辦”“只跑一次”等政府辦事方式相比，一些公共服務行業卻“風光依舊”：“開半扇門、關半扇門”，開一半窗口，關一半窗口，讓前來辦事的群眾止步于“一米線”前。
“半扇門”外，一米之距“特熬心”
晚上12點，東部省會城市一家兒科醫院內，就診患者已排到400多位，候診大廳擠滿了患兒和家長，但醫院只有2名夜班醫生接診，不少就診通道并未開啟。雖然每隔三五分鐘就叫一個號，但后續趕來的患兒和家長使得候診隊伍不斷加長。
正在排隊的患兒家長王林，多次在夜間帶孩子來這里看病。“排兩三個小時的隊，打完針就得清晨四五點了。”他說，看病幾分鐘、排隊兩小時，反差太大。孩子一發燒、腹瀉，家長難免心急，家長和導醫人員爭吵的情形時有出現。
一邊是群眾排長隊，一邊是服務能力閑置，群眾辦事被擋在“一米線”外。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在一些大中城市，公立醫院、水電燃氣公司、火車站、大銀行等身負公共服務職責的窗口，“開半扇門、關半扇門”現象普遍存在。
在北京某高鐵站一進站口，春運前夕的候車乘客擠滿了隔離欄列成的“九曲十八彎”，等待安檢長隊中的旅客熙熙攘攘。而旁邊封閉的安檢通道上，兩臺安檢設備閑置。人流隊伍日漸擁擠，有旅客因為等待不及，急于進站，與安檢人員發生爭執。
在淄博市一家通信營業大廳，半月談記者看到，5個普通服務窗口只開放了3個。半月談記者領取一張服務憑條，上面顯示前面有19人正在等候。1個多小時的等待后，2個沒打開的窗口始終緊閉。隨著前來辦理業務的市民越來越多，大廳等候區變得人滿為患。
更讓辦事群眾不滿的是，一些窗口明明有工作人員，卻用“暫停服務”將排隊等候辦事的群眾晾在一邊。東部某省會城市市民朱女士告訴半月談記者，前不久，自己去自來水公司交水費，服務大廳4個窗口只開了1個。2個窗口后面明明坐著人，卻不開放。她上前詢問，被對方告知“暫時有事，去旁邊窗口交費”，結果足足等了40分鐘。
只顧自家降成本，卻把成本轉嫁到群眾身上
明明有足夠的服務能力，為何一些公共服務機構只開“半扇門”而任由群眾排長隊？
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多數公共服務機構的窗口總數是基于最大業務量規劃，具體打開多少需要根據辦事群眾的人數進行調整。但一些服務機構出于成本等因素考慮，沒有及時調整，造成“顧客盈門”的現象。
一名在火車站負責安檢的工作人員坦言，火車站的安檢通道只有春運等客流高峰期才會“開足馬力”，平時“按需開啟”。他說，國內不少火車站已將安檢業務外包，開一個安檢通道就得增加五六名工作人員，承包公司為節約成本會盡量少開安檢通道。
醫院等機構同樣著重考慮成本等因素。有醫院急診科工作人員告訴半月談記者，后半夜無人就診的情況時有發生，所以醫院安排急診醫生數量較少。如果哪天患者突然較多，就很可能出現排長隊的現象。
在智能化時代，一些城市的鐵路和高速交通、醫療、水、電、暖氣、手機話費等領域的交費業務，已可通過支付寶等軟件實現，無需群眾專門跑路。然而，仍有一些地方的公共服務機構逆潮流而動，客觀上加大了群眾的辦事成本。
如一些城市的燃氣公司近年推行“插卡”式燃氣表，客戶交費大多需要前往服務網點排隊等待。有業內人士透露，使用“插卡”式燃氣表之后，能將“后付費”變成“預付費”，企業財務成本明顯降低，但用戶服務改善不大。
公共服務窗口“半扇門”導致的效率低下、群眾強烈不滿等問題，曾引發一些主管部門的關注。銀行、醫院、鐵路等行業主管部門曾出臺規范性或引導性文件，但落實的效果與公眾期待相去較遠。
中國質量協會2017年6月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銀行營業廳排隊等候時間長是近幾年客戶反映比較集中和突出的問題。在北京、上海、深圳等13個樣本城市，問題并未得到有效解決，仍是目前營業廳服務的最大痛點，各銀行表現普遍不佳。
引入競爭，提速公共服務改革
公共服務行業關系百姓日常生活，關乎群眾對美好生活的獲得感。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面向社會開放。在市場大潮中，這些部門應接受群眾更高標準的檢驗。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一些專家認為，當下社會公共服務部門更應緊密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群眾更美好的生活需要為導向，更好地為群眾提供公共服務。
武漢大學城市安全與社會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等專家表示，社會公共服務部門應當從源頭進行改革，樹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方向，才能提高服務水平。
“不能完全寄望于這些部門的"自我革命"來改善服務質量，還必須有來自外界的壓力。”尚重生建議，政府部門應當創造條件引入競爭機制和淘汰機制，打破少數壟斷和地方保護，在市場競爭中讓服務意識落后、服務質量低下的公共服務機構主動轉型，滿足群眾需求。
同時，政府也應提高對公益類窗口機構的監督水平。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公共服務窗口的服務質量如何，政府部門作為社會服務購買者、委托人和監管主體，必須進行嚴格監督，解決群眾深惡痛絕的作風問題。
專家認為，隨著政府機構改革和簡政放權的繼續深化，將有越來越多的面向公眾的職能以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實現。只有加快改革進程，真正完全打開“一扇門”，才能讓群眾感受到優質公共服務的“一片天”。
基層治理現代化
8 上頭“神仙打架”，下頭“左右挨罵”
燒餅是各地干部群眾的家常美食，但如果基層治理“翻”起了“燒餅”，就讓人實在吃不消了。半月談記者最近在基層調研時發現，一些多部門交叉施政的領域存在決策“翻燒餅”現象。部門之間“神仙打架”，基層成了“角力場”，讓基層干部做工作左右為難，基層群眾利益受到嚴重損害。
“神仙打架”：大棚項目很好，建在地上不行
中部一農業大縣規劃了一個“農光互補”的光伏農業一體化項目，市縣領導都大力支持。鄉鎮干部自上級獲知，該項目把光伏發電電池板裝在農業大棚頂上，電池板之間留有較大間隙，不會跟大棚內的蔬菜“搶”陽光雨露；大棚高度是普通大棚的3倍，可以實現多層栽培，正好發展立體農業和觀光農業。而且，大棚發的電不僅可以并入電網售與電網公司，還可以用來完善大棚的照明、保溫等功能。一個項目，兩份收入，讓干部們備受鼓舞。
大棚就這樣建起來了，一切都符合預期。只是，當收益即將裝進群眾腰包時，“不速之客”駕到。
縣國土部門找到了鄉鎮負責人：你們這個項目建在了基本農田上，是破壞耕地保護“紅線”的行為，必須限期整治，否則就要對負責人問責。
干部們當場傻眼了：“項目啟動的時候，我們反復征求了上級意見，發改委、農業部門都說可以，還讓我們加快建設進度。結果都搞好了，國土部門又跟我們說不行，要么拆棚子，要么摘帽子！！”
怎么辦？干部們又跑到縣里去探問，結果發現，整改的壓力比上馬的動力大得多，只得把項目設施陸陸續續拆掉，“農光互補”落得個“拆光不補”。
如此部門“神仙打架”，并非這個縣基層干部群眾格外倒霉。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吃了上級施政“翻燒餅”的基層干部群眾，遭遇的困境種類繁多。
規定“神仙打架”，“土”政策與惠民策互為“矛”“盾”。中部某山區貧困縣歷來男子娶妻難，有的即便結婚，也因生活貧窮妻子離家出走。一些建檔立卡貧困戶反映，當地政府出臺產業扶貧貸款政策，實施過程中放貸部門卻規定，沒有結婚證的不能貸款。
決策“神仙打架”，鄉鎮干部陪著“拔河”。徹底關停還是轉型升級，讓洞庭湖區某縣的造紙業2017年陷入長達7個月的“拉鋸戰”。分管工業的縣領導認為，只要行業淘汰了落后設備，引進新技術實現轉型升級，沒必要關停，縣里也不用背負一次性補償的負擔；分管環保的縣領導則認為，造紙廠無論如何轉型升級污染隱患都難消除，必須徹底關停……鄉鎮不知選哪條路走，有的開了“同意轉型”的口子，企業聽話買了設備，孰料年底上級連續發文，湖區造紙廠無論大小三年內全部騰退。一些造紙企業因此上訪，壓力全落在了鄉鎮頭上。
政出多門：“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
受訪的基層干部指出，治理“翻燒餅”，一方面在于部分政策制定時隨意性較大，“腦袋一拍有了、胸脯一拍干了、大腿一拍壞了”；另一方面也是官員“本位主義”作怪，上不了解宏觀政策，下不關心基層民意，只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做決定。
——決策隨意，“非程序化”埋“打架”根源。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趙振宇認為，一些政策、法規之所以會出現“打架”現象，是因為決策過程存在“非程序化”亂象。官員或圖省事，或貪專斷，導致決策偏離程序軌道，喪失了民主基礎和科學性，直接后果就是各級政府部門之間政令不統一，立法、司法和行政更無法有力配合，有效制約，帶來許多荒唐的行政成本，也給公權力“尋租”留下空間。
——片面重視部門利益，“鍋”統統甩給基層。
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陳文勝認為，“翻燒餅”治理的背后是部分上級單位唯自身、唯部門利益為重，“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事前不了解基層實際，群眾利益和鄉鎮難處更不在心上。
采訪中，有基層干部反映：當前鄉鎮不但要重視縣委、縣政府的綜合考核，還要應對縣里很多部門的考核，三天兩頭得簽責任狀，動不動“有關部門”就來個一票否決。“他們掌握專項資金、項目分配大權，都得罪不起，出了問題，鍋只好我們來背。”
——精準對接淪為空談，項目竣工才提“紅線”。
受訪的基層干部認為，基層要實施一個項目，必然會涉及多個部門，各部門雖說都是照章辦事，但更習慣關起門來辦，部際協商不暢通，對接機制不健全，往往基層要到項目竣工才知道還有此前沒聽過的“紅線”，往往賬單填了填罰單，損了經濟，丟了形象。
精準“勸架”：法規要理清，權責要對等
受訪的專家和基層干部呼吁，要避免決策“打架”，需進一步規范政策、法規的制定流程，把依法行政落到實處，更需建立科學的問責機制，讓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權責對等，從制度上強化部門聯動的責任和意識。
部分地方已著手規范出臺政策、法規時“各自為政”的問題。湖北省人大常委會法規審批工作處處長鄭文金介紹，修改后的立法法，除賦予設區市、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職權外，還賦予地方政府規章制定權。為夯實“監督防線”，湖北省人大常委會明確提出，省、市（州）人大常委會和省人民政府要加強對市（州）政府規章的備案審查監督。
同時，湖北還提出四個“不得”原則，其中包括不得違反上位法的規定，不得有地方保護主義，不得違背法定程序等內容。
曾就減少政策“打架”問題提交專項提案的全國政協委員梁靜建議，相關部門要把工作做到前面，在政策法規修訂前，由法制辦對有關“打架”法規的適用問題予以明確，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在政策法規的制定過程中，可定期召開聯席會議，以民主討論“勸架”。
“要經常性地對已頒行的政策法規進行梳理和處理，及時對有沖突的內容進行廢止、修改和補充完善。”梁靜說。趙振宇則強調，決策出臺的程序化安排需要形成制度，盡力杜絕“拍腦袋”決策。
一些基層干部認為，真正消除“部門打架”，還要以更加科學的問責機制為保障，實現發令者和基層執行者權責對等。“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少數部門‘亂發號施令，不全局考慮，不承擔責任’的現象。”陳文勝說。
教育
9 社會巴望教育，人才卻逃離從教
天價學區房、天價課外班、天價海外游學……當下，社會、家庭對教育的關注和重視程度前所未有。按理說，這種氛圍中，教師職業應該成為“香餑餑”，然而現實是優秀學生普遍不愿讀師范、不愿從教；許多年輕教師忙著備考公務員；在大城市，不少教師戶口到手就辭職甚至違約……
引不進，留不住，學校成擇業“跳板”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封教師辭職信刷爆朋友圈；優秀學子不選擇報考師范，師范生畢業不選擇當老師，基層優秀教師紛紛涌入公務員隊伍……一度被視為“鐵飯碗”，被譽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教師，卻遭遇“離職潮”，一些畢業生甚至將學校當成擇業的“跳板”。
去年，杭州某城區教育局下發辭職調查表，對區內教師辭職現象進行摸底，調查發現，教師辭職人數逐年增多。廈門近年也有“編內教師辭職現象暗流涌動”的報道。安徽一所師范院校的畢業生告訴半月談記者，班上很多同學因為不想當老師而考了研究生，轉了方向，比例不低于1/4。
這一現象在學前教育領域更為突出。華南地區一所師范院校學前教育專業每班40人，僅有兩三個人是自己主動填報這個專業，其他都是調劑進去的，畢業后真正從事幼教行業的學生寥寥無幾。
在大城市，尤其京滬地區，畢業當老師成為獲取落戶指標的“捷徑”。北京實驗學校教師秦怡萌說，名校高學歷畢業生一股腦地涌進教師招聘會的現場，大多是為了北京戶口，他們很多合約到期就辭職甚至違約離開。
在農村，教師通過考公務員、事業單位或其他崗位離職的更為普遍。安徽南溪中學校長吳代才說，他們學校有一年就走了10多個老師，考到縣城和市區，把農村學校當作“跳板”，心思不在工作上，主要精力都在復習備考公務員或其他考試上，這些年輕人都是學校業務骨干。
待遇低，晉升難，每天日子像打仗
采訪中，半月談記者發現，教師，尤其中小學教師的工作壓力之大超出我們想象。
“學校事務性工作太多，要參加各種活動，如開學典禮、運動會、教學節、素養展示，還要交各種材料，如教案、論文、隨筆，還有區里的減負督導、課堂增效督導，或者來自全國各地的學校要來參觀課堂教學……這還不算每天要完成的基本教學任務，以及跟班里的熊孩子斗智斗勇。”入職一年多的秦怡萌坦言，“每天都跟打仗似的”。
“第一個學期，我晚上10點之前都沒有出過辦公室，周末也很少過，生怕哪一項出岔子，壓力特別大。第一個學期后體檢的時候就查出了乳腺增生，咽部、胃部都有毛病。”因為壓力太大，秦怡萌曾有過辭職的念頭。
隨著社會的發展，教師“絕對權威”的地位已不復存在，每個家長都有一套“教育經”，都可以對教育指手畫腳，家校關系成為教師又一大壓力來源。
廣州幼兒教師小吳說，最大的壓力來自家長，孩子在園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家長都有意見，還要求全程監控老師，每天回家還要問孩子有沒有被老師打，感覺做老師已經失去了應有的尊嚴。
北京市通州區臺湖鎮中心小學語文教師戶杰說，許多家長對教師的工作干預較多，家長和社會對教師行業的不理解，不同教育理念的交鋒常常令教師感到束縛和壓力。
雖然老師的待遇這些年有一定提升，但橫向來看，教師收入還是不高。
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王健說，上海教師的工資相比其他行業不占優勢。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高永安說：“我是副教授，工資正好跟北京平均工資持平。那些年輕教師拿著比他們同齡人低很多的工資，不離開，那是真愛教師這個職業。”
一些老師認為，職業前途不明朗，晉升通道狹窄也是他們改行的原因之一。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教師的工資大多與職稱掛鉤，而教師的職稱評審周期長，教師行業作為事業單位，晉升途徑還是比較單一，論資排輩比較常見，很難激發年輕教師的工作熱情。
吳代才說，省級示范高中老師中高職稱比例在40%，初中更低，有的初中老師臨近退休都評不上中高級職稱。很多三四十歲的老師有豐富工作經驗，但是待遇始終提不上去。
另外，隨著教育國際化、個性化、現代化發展，特色化民辦教育、課外培訓行業、在線教育等的興盛，也讓很多公辦學校的老師選擇收入更高的私立或培訓機構。
樂教、適教、善教的教師哪里找
近日印發的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意見提出，“實施教師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全面提高中小學教師質量，建設一支高素質專業化的教師隊伍。那么，如何吸引優秀人才當老師，留住好老師，守住教育之本？？
一線教師認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是必須的。秦怡萌說，較高的工資也好，較好的晉升途徑也好，對于職工子女的妥善安排也好，這些實實在在的利益比每次開大會喊口號要強得多。
教育這個行業也是一個打感情牌的行業，你不喜歡學生，教育是沒辦法產生效果的。所以好老師一定是重感情的人。同樣，留住好老師也要動之以情，這個“動”，不是一鍋心靈雞湯，而是行動。在老師們生病的時候、家里有事的時候，需要學校準假或者給予幫助的時刻，學校的回應積極又利索，老師們才會“我心甚慰”，不容易流失。
也有一些專家認為，部分教師離職屬于正常的職業流動，也有合理和正向的作用。
王健說，教師的正常離職是合理的，一支隊伍必須保證優勝劣汰，自由流動。教師職業與其他職業不一樣，對職業情感、職業信念的要求非常高。我們需要的是樂教、適教、善教的教師。這當中，樂教是第一位的。人各有志，體驗了教師職業的酸甜苦辣之后，選擇離開，我們應當尊重。
專家提出，教師是教育事業發展最重要的資源，是教育發展的本中之本，重視教師隊伍建設，是各級教育部門應該常抓不懈的工作。
西北政法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魏奇說，提升教師隊伍素質，首先要強化教師準入制度，切實把優秀人才吸引到教師隊伍中去；其次，要兌現教師價值，提升教師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第三，要優化教師評價機制，讓好老師脫穎而出。
財經
10 區塊鏈：誤解有多少，泡沫就有多大
比特幣、萊特幣、以太幣……去年以來持續高熱的數字貨幣，其底層都有一個共同技術：區塊鏈。許多人認為：區塊鏈是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顛覆性的價值。由是，炒作盛行，區塊鏈如何真正落地應用，反被拋諸腦后。
區塊鏈是啥？有何價值
早在幾年前，達沃斯論壇創始人施瓦布就認為，區塊鏈技術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代表性成果之一。“這是一項顛覆性的技術，極客和銀行業都為此興奮不已。”
區塊鏈技術是互聯網底層多種技術的集合體，包括P2P通信協議、分布式存儲數據庫技術、加密算法、共識算法等技術，通過這些技術的整合創造了一種按時間序列、按區塊記錄數據的模式。所有數據在所有節點備份的數據庫結構，達到去中心化、點對點傳輸、透明、可追蹤、不可篡改、數據安全及信用的自我建立的功能。憑借這些優勢，區塊鏈技術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
在意識到區塊鏈的應用潛能后，各國紛紛加快布局步伐。美國國土安全部對6家致力于政府區塊鏈應用開發的公司給予補貼；法國財政部已宣布將允許部分未上市證券的交易使用區塊鏈技術進行，這在歐洲尚屬首例；白俄羅斯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簽署“超級自由主義”法案，表示支持區塊鏈和加密貨幣。
在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及重要國際組織對區塊鏈技術加快布局的同時，我國金融機構、互聯網公司、IT企業和制造企業也在積極籌謀入局。數據顯示，我國區塊鏈相關上市公司已增至約30家。
中金公司專家認為，作為金融科技發展重要底層設施，區塊鏈的應用值得期待。未來可用于數字貨幣以及改造金融機構支付、結算、交易等應用場景，降本增效的同時還能降低風險。中信證券表示，區塊鏈技術目前正處于學習曲線的積累階段，期待爆發級應用場景的落地。
炒作盛行遲滯應用落地
隨著比特幣大漲，許多人將比特幣與區塊鏈混為一談。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大數據研究所副所長陳海峰稱，比特幣等數字貨幣背后有區塊鏈技術支撐，但兩者之間并不能畫等號。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圍繞區塊鏈技術，業內存在濃重的炒作風氣，長此以往并不利于該項技術應用的務實推廣。
2017年11月13日，港股上市公司坪山茶葉發布公告，將公司原名“坪山茶葉集團有限公司”更改為“區塊鏈集團有限公司”，至今該公司主業仍未明顯涉足區塊鏈業務，但股價卻有一定幅度上漲。
比特幣熱炒之下越來越多企業開始“蹭熱點”。目前這種瘋狂不僅僅局限在將公司名字簡單地加上“比特幣”或者“區塊鏈”字眼上，只要能與比特幣有一點關系，該公司就很可能融到大筆資金并迅速提高價值，這樣的不良風氣有擴散的跡象。
部分非正統應用“吸金”能量凸顯，形成負面示范效應。在區塊鏈現實應用推進艱難的同時，部分虛擬應用卻顯現出巨大的“吸金”能量。坐不住的區塊鏈研發者也跟進“賺快錢”，進一步影響了現實應用的展開。
最近，一款建立在區塊鏈以太坊上的“養貓”社交游戲在國內外迅速走紅，游戲僅推出一個多月，累計交易額就達近千萬美元，最貴的一只“貓咪”因品種稀有竟賣出超10萬美元天價。其研發者稱，開發這款游戲的初衷僅僅是讓用戶更加了解區塊鏈技術，但在推廣中卻被操作者帶偏。
應用為先，搶占制高點
中國區塊鏈生態聯盟副理事長李競男認為，區塊鏈改變世界最核心的是其背后的精神——公開、開放、透明，它是用技術手段來解決信任問題。
我國在2017年上半年已經發布國內首個區塊鏈標準，這為我國搶占國際先機奠定堅實基礎。在已納入《“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的基礎上，專家建議著力細化區塊鏈技術發展路徑，明確具體的發力點、攻堅領域、對標方向。與此同時，多措并舉剎住炒作之風。
專家認為，區塊鏈技術將是互聯網金融乃至整個金融業的關鍵底層基礎設施。以證券市場為例，證券交易需要經過中央結算機構、銀行、證券公司和交易所這四大機構的協調才能完成，效率低、成本高，且容易造就強勢中介。區塊鏈技術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如能推動其在這一領域率先試水，在看得見、摸得著的應用上開花結果，充分展現區塊鏈技術優勢，必將形成示范效應。
此外，政府還可通過一定的政策扶持與鼓勵，促進企業級區塊鏈研究與應用。對經營效益不顯著但對社會有益的區塊鏈應用，可以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先行探索。例如，政府可將區塊鏈技術應用到愛心捐贈、網絡借貸等公共領域，作為解決透明度和信任度問題的一種嘗試，減少行業風險。
民生
11 民企扶貧：打響另一個金字品牌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民營企業是社會扶貧的重要方面，是脫貧攻堅的生力軍。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民營企業開展“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做出重要指示。2016年3月4日，總書記肯定“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很好，要抓好落實抓出成效；2017年6月23日，總書記要求“萬企幫萬村”行動要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
“萬企幫萬村”是新時代民營企業聽黨話跟黨走的實際行動。自2015年10月啟動以來，已有4.62萬家民營企業踴躍參與，精準幫扶5.12萬個村（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村3.36萬個），綜合運用產業扶貧、就業扶貧、公益扶貧等形式，將“扶貧、扶智、扶志”有機結合，投資527億元實施產業扶貧項目，捐資109億元開展公益幫扶，安置就業50萬人，技能培訓54萬人次，帶動和惠及了620多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萬企幫萬村”是激發和弘揚新時代民營企業家精神的雙贏雙受益的行動。貧困戶在企業帶動下增加收入，實現脫貧；企業在組織農民、貧困戶參與生產中取得發展。只有雙贏，才能建立長效脫貧機制，才可持續。
“萬企幫萬村”是營造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輿論環境的具體行動。恒大集團捐資110億元（已到位60億元）整體幫扶畢節市脫貧攻堅，抽調全國員工組建“自帶干糧”的扶貧隊伍，進村入戶與貧困群眾共商扶貧項目。貴州興偉集團捐資3億多元包村扶貧，僅用半年多時間，就將安順市普定縣秀水村從一個貧困村打造成了社會主義新農村。行動中還涌現出了泛海集團、萬達集團、榮民集團、寶豐集團、京東集團、碧桂園集團等一批先進典型，傳遞了民營企業群體的正能量，在社會上取得了巨大的反響。
“萬企幫萬村”用量大面廣的幫扶實踐，探索了全社會參與構建大扶貧格局、市場化手段構建脫貧長效機制的具體方案。民營企業在產業扶貧中，探索出了能人大戶帶動型、扶貧資金入股型、電商平臺拉動型等幫扶模式；在就業扶貧上，采取了定向招工、訂單培訓、基地吸納等幫扶方式；在公益扶貧上，實踐了資產收益扶貧等新模式。
以雙贏為目標的產業扶貧是民營企業的傳統優勢，它們發揮市場經濟先行者的特殊優勢，運用自身資本、技術、信息、平臺等資源，對接貧困地區特殊的土壤、地理、水文、歷史等自然和人文資源稟賦，與貧困村貧困戶結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生產經營合作體，解決了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矛盾，將貧困群眾納入現代產業鏈條，有效建立起脫貧長效機制。民營企業的探索實踐成果必將豐富我國扶貧開發的路徑，為全世界減貧事業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為深入推進“萬企幫萬村”行動實施，解決好“誰來幫、幫扶誰、怎么幫”問題，全國工商聯和國務院扶貧辦、中國光彩會、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共同建立了領導小組，指導各級相關部門層層發動、精準對接，提供全周期服務，確保將民營企業幫扶力量聚焦到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為防止出現形式主義數字扶貧，領導小組開發了臺賬管理系統，在線記錄幫扶企業、被幫扶村和幫扶投入信息，通過抽查暗訪督導各地工作，務求實現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
未來3年，“萬企幫萬村”行動將繼續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突出產業扶貧優勢構建脫貧長效機制，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傾斜支持力度，不斷建立和完善政策及榮譽支撐體系，立足當下著眼長遠，做好“幫村脫貧”與“促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切實發揮民營企業的特色優勢，助力打好脫貧攻堅戰，為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做出更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