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半月談第3期_半月談2019第3期文章匯總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強化優先意識，做好“三農”工作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討論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討論稿）》，并繼續作為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成為關鍵詞。
把“三農”工作放在首位，是我國革命、改革和發展取勝的重要法寶，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教訓。相比工業化和城鎮化，目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相對滯后，仍然是現代化的短腿短板。盡管從農業社會走向現代社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業農村的“消亡”。西方成熟的現代化國家，城鎮化率達到80%左右，我國發展到同樣水平時，仍然有約3億人口生活在農村。建設好農村、發展好農業，使廣大農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提升，是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在要求。
當下，做好“三農”工作更具緊迫性。今明兩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交匯期。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復雜形勢下，中央要求，必須充分認識做好當前“三農”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牢固樹立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政策導向，切實穩住“三農”這個基本盤，突出抓好“三農”工作各項硬任務的落實，確保順利完成到2020年承諾的農村改革發展目標任務。
可見，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有著深遠的戰略考量。如何優先？就是要加強黨的領導，在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在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切實解決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人、地、錢等現實難題，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短板，推動鄉村全面振興。
在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要求強化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強化黨政一把手責任，把年富力強的干部充實到“三農”工作隊伍中，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
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最重要的是保障鄉村振興用地，盤活農村存量建設用地，按照三權分置放活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深化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促進農村資源要素優化配置。
在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必須解決農業農村發展資金不足矛盾，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為此，要堅持財政優先保障，改變地方土地出讓收益分配農業農村比例不高的做法，并通過財政投入引導和撬動金融和社會資本更多投向農業農村。
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就是按照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針對農村公共服務突出弱項，參照城鎮標準加快建設。特別是，要優先提升鄉村教育質量，優先實施健康鄉村計劃，積極引導在城鎮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參加職工社會保險，基本實現參保計劃農民全覆蓋，實現農民老有所養。
中央已經在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方面做出了表率，每年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部署“三農”工作，進入新世紀已連續出臺16個中央一號文件強化頂層設計，優先保障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預算支出。然而與中央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一些地方不重視農業農村發展，更不要說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了。
為什么會如此？這與一些地方領導的發展觀念直接相關。一些地方片面地認為工業化和非農化才是發達的標志，將農業視為落后產業；一些地方片面地認為城鎮化才是現代化，農村最終要“消亡”；甚至有少數地方領導曾經提出，要消滅農業農村。
不必諱言，農業農村發展，其資源要素的經濟貢獻相對較小。對地方來說，發展農業農村更多時候是需要給予支持、幫扶。而非農產業發展，則帶來稅源，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因此，在一些人看來，農業農村發展是負擔，非農發展才是財富。這是不少地方領導發展觀念偏向城市、偏向工業的直接誘因。
此外，一些地方不重視農業農村發展，還與考核體系直接相關。相對于工業項目、城市建設動輒十億甚至百億的投資，農業項目多是“小打小鬧”，幾千萬元投資就算多的；還要與眾多農民打交道，費時費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卻很有限。在以“GDP論英雄”的考核指揮棒下，地方領導不重視“三農”不足為奇。
鄉村振興，農民是主體，領導干部是關鍵。中央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正是對當前一些錯誤觀念和做法的提醒。各地領導干部須提高政治站位，強化優先意識，切實把中央關于“三農”工作的各項部署落到實處。
要充分認識農業農村發展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要意義，徹底扭轉重工輕農、先城后鄉的思想觀念；要制定具體措施，保障干部配備、要素配置、資金投入、公共服務這四個方面的優先不打折扣；要完善考核辦法，讓各級領導干部踴躍投身廣大農村建功立業，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邁出更大的步伐。
半月講解
2 新時代干部為何需要斗爭精神？
在近期舉行的多次重要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都提到斗爭精神。保持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成為中央對廣大黨員干部的新要求。干部的斗爭精神，為何被如此重視？
強化政治責任，提高政治能力，需要斗爭精神
當前，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干部政治責任缺失、政治擔當不力、政治能力不足，成為中央強調干部需要增強斗爭精神的問題背景。
一些領導干部全面從嚴治黨不力，抓班子帶隊伍寬松軟，在工作中欠缺擔當意識、責任意識，對班子成員、同事、下級出現的問題和苗頭，缺乏敢于動真碰硬的勇氣，不敢抓、不敢管，致使“好人主義”盛行。有的甚至刻意回避矛盾，任其發展，對錯誤做法和不良傾向置若罔聞，導致矛盾越積越深，惡果越累越多，最終不可收拾。
還有部分干部不敢為廣大群眾的利益唱“黑臉”、當“包公”，不敢同違紀違法行為作斗爭。消極懈怠、回避矛盾、做“和事佬”“太平官”的現象，致使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干部群眾怨言不少。
呼喚斗爭精神，本質上是黨對干部隊伍強化政治責任，提高政治能力的要求。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提出，強化政治責任，保持政治定力，把準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增強斗爭精神，堅決同破壞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行為作斗爭。
斗爭精神的要義，在于堅持黨性原則，在于堅守責任擔當。呼喚斗爭精神，并不是為了削弱、疏遠黨內的同志關系，破壞、影響合作的同事關系，而是為了更好地改善內部團結、凝聚整體合力。
在黨內政治生活中，批評與自我批評就蘊含了斗爭精神。在領導干部的合作共事中，領導班子成員之間發生矛盾是經常的，也是必然的，關鍵要看如何對待這些矛盾。如果堅持原則，開展嚴肅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敢于揭露問題、敢于觸及思想靈魂，敢于指名道姓地提意見、挖根源、論危害，就能做到防微杜漸、見微知著，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就能分清是非、達成諒解，形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培養斗爭精神，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必須堅守黨性原則，堅持實事求是。唯有如此，才能把政治責任切實扛在肩上、落到實處。
開展偉大革命，進行偉大斗爭，需要斗爭精神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場偉大社會革命，要求我們必須時刻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培育與偉大斗爭相適應的斗爭精神，是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內在要求。
近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外形勢錯綜復雜，新矛盾、新挑戰給我國發展帶來一定壓力。在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各項工作中，不少新問題冒頭，一些老問題仍然待解。這就要求廣大黨員干部積極應對新形勢，狠抓工作落實，敢于、善于攻堅克難。
然而，心存顧慮、畏首畏尾，不敢擔當作為;能力不足、辦法不多，不會擔當作為;應付差事、得過且過，不真擔當作為……這些是當前部分干部斗爭精神不振、斗爭能力不足的典型表現。培養干部的斗爭精神，增強干部的斗爭本領，成為中央推動各項政策施行、促進各項改革落地過程中，尤其關注和必須重點解決的問題。
在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讓我們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經風雨、見世面、長才干、壯筋骨，保持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
在2019年1月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又一次強調斗爭精神。他說，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需要有充沛頑強的斗爭精神。領導干部要敢于擔當、敢于斗爭，保持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年輕干部要到重大斗爭中去真刀真槍干。
培育斗爭精神，必須修煉堅強意志。面對困難，廣大干部應始終保持共產黨人敢于斗爭的風骨、氣節、操守、膽魄。培育斗爭精神，必須加強斗爭歷練。要有組織、有計劃地把干部放到重大斗爭一線去真槍真刀磨礪，強弱項、補短板，學真本領，練真功夫。
半月調查
3 不跑中心跑中介，“只跑一次”竟跑偏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過程中，我國多地推出“最多跑一次”“只跑一次”“一次辦好”等惠民舉措，受到群眾普遍歡迎。然而，有群眾反映，如此好政策在部分地方跑偏走樣：為確保到政務服務中心只跑一次，有地方將部分免費辦事流程轉手給中介公司，出現“不跑中心跑中介，多跑腿還多花錢”的怪象。
原來只需跑中心，現在還要跑中介
多地的“最多跑一次”政策，雖然名稱各不相同，但實質內容大同小異。以山東的“一次辦好”為例，企業和群眾辦一件事，在申請材料符合法定受理條件的情況下，從提交申請到獲取辦理結果，實行“馬上辦、網上辦、就近辦、一次辦”，實現“一次辦好”。
近日有群眾向記者反映，這種惠民改革舉措在一些地方名不副實，已經跑偏走樣甚至與改革初衷完全相悖。
山東省濟南市槐蔭區市民王永強（化名）說，他辦理“二套房”房產證時，雖然只跑了一次區政府政務服務中心就辦好了，但此前還跑了兩次中介公司，交了400元中介費。
“在辦理首套房房產證時，沒有中介公司代辦，我只跑了兩次政務服務中心就辦好了。現在推行‘一次辦好’改革，怎么比之前還多跑一次呢？”王永強對此很難理解。
王永強進一步解釋說，辦理首套房房產證之所以跑了兩次，是因為第一次去政務服務中心時，工作人員審核材料后發現缺少一份材料，第二天他按要求補充好材料后順利辦成。最近辦理“二套房”房產證時，他原本想著有了之前的辦事經驗，自己帶著材料去政務服務中心“一次辦好”，卻突然發現“審核材料”這項業務已從政務服務中心轉手給了中介公司。由于該中介公司工作人員業務不熟，他僅準備材料就跑了兩次，最后才帶著“審核合格”的材料到政務服務中心“一次辦好”。
王永強的經歷并非個案。山東一名中介公司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最近一段時間，她每天都能代理100名左右像王永強這樣辦理“不動產登記”的客戶。“我們和房地產開發商、銀行等相關方簽訂了委托書，辦證必需的幾個材料給了我們而沒給客戶，想不找我們代辦也不成。”
“現在我們的這些工作，其實就是以前政務服務中心工作人員的部分工作。比如，告訴客戶準備哪些材料、審核這些材料是否合規，再通知客戶去政務服務中心辦理。如果辦事時遇到疑難問題，也可以到我們設在政務服務中心的辦事窗口咨詢。”這名工作人員說。
網友“草原”在中國政府網上也反映了類似問題：政務服務大廳本來只有行政部門可以入駐，可現在有的大廳里有一些除政府部門以外的機構，有些部門把自身工作推給代辦機構，代辦機構收取較貴的費用，且只有代辦的能通過，自己填寫的都不合格，嚴重背離了政府設立政務服務大廳的初衷。
多跑腿多花錢，易泄信息易被騙
受訪者認為，“不跑中心跑中介”怪象，不僅讓中央惠民政策大打折扣，還潛藏多重風險。
——多跑腿還多花錢。以王永強辦理的“二套房”房產證為例，原本他只需跑一處辦理，新政徒增了中介公司這一環節，讓他多跑了兩次。另外，原本政府提供的無償服務轉交中介公司后，搖身一變成了收費項目，讓他多花了400元。
記者在濟南市不動產登記網上大廳查詢到，購買商品房需繳納登記費，住宅類80元/件，非住宅類550元/件。而消費者“委托”中介公司辦理后，按照有、無貸款還要分別額外交納400元/件、200元/件的中介費。
一名中介公司工作人員算了一筆賬：按每天代理100件、每件最少收費200元、每年約250個工作日計算，僅有寥寥數人的中介公司每年可輕松賺取至少500萬元。
——核心信息易被泄露。王永強認為，辦理“二套房”房產證時，他將身份證、戶口本、商品房買賣合同等材料的復印件交到中介公司10余天，材料交出后不久他就發現，每天接到的騷擾電話明顯增多。
一名在中介公司工作近20年的客戶經理告訴記者，公民個人信息能否被妥善保管，只能靠中介的素質和良心。這些信息在“黑市”上都有價碼，越核心、越私密、越涉及財產的信息價碼越高，有的信息一條就能賣幾元甚至幾十元。
——私有財產易被騙。在“委托”中介公司辦事時，客戶需要簽訂一些授權書、合作協議等，不少人在簽字時，并未仔細翻閱這些合同，而是聽由中介公司“差遣”，“讓在哪里簽字就在哪里簽字，讓在哪里畫押就在哪里畫押”。倘若不法分子將詐騙合同混入其中，將存在較大被騙風險。記者了解到，近幾年，我國多地都曾發生過類似詐騙案件。
惠民還是累民？“只跑一次”不容跑偏
記者撥打濟南市12345市民服務熱線后了解到，像代辦“不動產登記”這種中介服務應按何種標準收費，目前尚未有明確規定。接線人員說，群眾不滿中介收取不合理代辦費用的相關投訴，他們曾接到過多次。
多名專家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介提供服務并收取一定費用本無可厚非。但如果中介機構不顧客戶意愿“強買強賣”，且收費無依據、服務低質量，那就嚴重侵犯了消費者合法權益，有關部門要及時進行監管和查處。“若中介公司只是告知辦證該提供哪些材料、何時何地去辦證等上網查查就能知道的服務，那幾百元的中介費根本就不值。”王永強說。
國浩律師（濟南）事務所律師劉國敏建議，有關部門近期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次專項整治行動，嚴厲打擊對落實中央決策部署陽奉陰違、跑偏走樣的行為，嚴肅查處打著實施惠民政策旗號“與民爭利、謀民之利”的不法分子，以倒逼各級各部門各單位更新觀念、轉變作風、優化服務、提升效能，切實減輕群眾和企業辦事負擔。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等專家認為，“一次辦好”的起點是群眾的辦事需求、終點是事項辦結，而不能只計算、只考核群眾在政務服務大廳辦事的次數和滿意度，應切實將 “一次辦好”落到實處，還惠民政策以本來面目。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有些地方的做法值得借鑒。山東德州市行政審批服務局審批科科長田偉介紹，該地采用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由代辦中介機構免費提供包括前期咨詢、材料準備、業務辦理、證照送達等全過程服務，真正實現了讓群眾少跑腿、少花錢、“一次辦好”。
半月世界
4 全球化4.0：全球治理如何再平衡
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年會1月25日在瑞士達沃斯落下帷幕。3000多名全球精英圍繞“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架構”這一主題，展開了300余場專題討論。那么，什么是全球化4.0？面對當前世界經濟所遭遇的困境，全球化4.0又為我們提供了怎樣的新思路？
全球化4.0：機遇與挑戰并存
相較于全球化4.0的概念，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概念可能更深入人心。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清潔能源、機器人技術、量子信息技術、虛擬現實以及生物技術為主的全新技術為基礎、在未來幾十年影響眾多行業的產業革命。它將推動全球化邁向新階段，同時，也有可能帶來失業、加速不均衡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和挑戰。
“全球化4.0”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正如論壇主辦方所言，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挑戰與全球治理的許多問題同時發生、錯綜交織，全球化面臨重新調整和再平衡，這就是全球化4.0。
本次達沃斯論壇正是引領代表們探索全球化4.0的新內涵，以及與之相應的新的國際架構。
課題一：合作與包容
全球化4.0首先提出了合作、包容的要求。
正如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所言，構建全球化4.0的對話必須由全球有關各方參與，并且要改變成千上萬人掉隊的現象。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之下，技術進步帶來了行業重組和經濟活力。論壇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預計到2025年，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創造3.7萬億美元的經濟價值，數字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超過商品貿易，企業全球化的成本將降低。而反觀當前世界，經濟金融新舊風險疊加，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遭遇逆轉危機，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加大，舊有全球治理體系仍在加劇經濟不平等，技術進步不同步也間接造成了國與國之間更為激烈的矛盾和沖突。
如何才能充分利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并規避其負面效應？論壇給出的答案是：合作與包容。普通百姓、企業乃至各國政府間的國際互動必須更有包容性。在一個日益互聯的世界中，更加包容地發展，建立起新的規則和制度框架，才能讓成千上萬掉隊的人重新追趕上來，減輕發展不平衡、經濟不平等所帶來的內部動蕩和外部沖突。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報告》認為，環境威脅，無論是影響力還是發生概率都已經連續3年占主導地位。此次論壇上，與會嘉賓都希望探尋合作新路徑，利用新技術，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從根本上改善對關鍵環境系統，如氣候、海洋和生物圈的綜合管理。
課題二：“學習革命”與“再培訓”
“學習革命”和“再培訓”也是全球化4.0提出的新課題。
與會嘉賓們認為，未來，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將淘汰許多手動的重復性工作，預計每年將有數以百萬計的人面臨被職場淘汰的風險。因此，一勞永逸式的教育模式或將徹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人類的持續學習并通過再培訓掌握新技能。日立公司高管阿利斯泰爾表示，全球化4.0背景下，面臨來自科技發展帶來的變革，各國需要有意識地投資人力資源、教育和重新培訓，增強人們對就業的安全感。
面對日益復雜嚴峻的風險與挑戰，世界期待各國攜手并肩，共同創建開放、包容、共贏的創新與合作之路。世界經濟論壇總裁博爾格·布倫德稱，目前沒有足夠“彈藥”應對經濟放緩，因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需要重建國際合作架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強調，世界面臨的挑戰更加一體化，如果單槍匹馬，將無法解決這些全球性問題。
此次論壇組織了“經濟的未來”全球對話、“金融和貨幣體系”全球對話、“技術政策”全球對話等全方位、各層次的對話，引導各國圍繞全球化4.0提出的課題進行系統性思考，在探索協同合作新觀念的同時，力求把握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脈搏，激蕩出改善世界現狀的新思路。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有干部借機卸責,有干部“看破紅塵”：機構改革,部分基層干部心氣浮動
導讀
當前各地縣（市、區）黨政機構改革正在加緊“施工”，機構設置過細、職責交叉重疊等問題正在逐步解決，基層事業發展出現許多積極變化。
在基層黨政機構改革中，干部人事安排備受關注。但從目前的調整過程來看，職業懈怠感、晉升焦慮感、工作迷茫感等苗頭性心態，在部分干部身上有所顯現。
“一把手”批量轉副職，閑差受追捧
南方某縣，機構改革前全縣黨政機構有60多個，改革后全縣黨政機構共37個，這意味著有20多個部門的一把手要轉任副職。
“已經有幾位局長提出要到黨史辦、人防辦等部門去。”
該縣縣委書記認為，現在有的“一把手”想借機構改革之機卸去身上的重擔，去一些清閑崗位度日。
干部心氣浮動的這種苗頭，已經讓一些工作不好開展了。現在一些重點項目布置下去，還要給分管領導做思想工作，不然不愿意再干。
一些縣紀委書記和鄉鎮黨委書記對半月談記者坦言，在此次機構改革中，一些領導干部出現明顯的卸責心態.
有的甚至將改革當做不作為的“擋箭牌”，有的“看破紅塵”、不想事業，只要保證待遇就行，占著位置混日子，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記者了解到，為了平穩推進機構改革，一些地方采取“加長板凳”的方式，將改革前的部門負責人悉數納入新單位的班子，爭取以“時間換空間”。
中部某縣一名領導干部說，有的“一把手”轉為副職后，進入隨遇而安、坐等退休的狀態，這對推進實際工作和培養干部隊伍不利。
借改革之機，擺脫原來壓力較大工作的想法，在普通干部群體中也一定程度存在。
貴州一名基層財政分局干部告訴記者，由于目前從事的財會工作涉及扶貧等關鍵事務，風險高、壓力大，如果有機會希望能到清閑一點的部門去。
兩個“倒金字塔”，職業前景堪憂
記者調查發現，面對本輪機構改革，一些年富力強的鄉鎮干部透露出對職業發展前景的憂慮，這憂慮來自兩個“倒金字塔”。
一是從上到下干部待遇呈“倒金字塔”。中部某鄉黨委書記介紹，與市直部門相比，同級別的鄉鎮干部年收入低了不少，有的鄉鎮副職領導情愿去市里任何一個單位做科員。
二是鄉鎮干部上升空間本來就相對較小，從省到市到縣，黨政機構數量也呈“倒金字塔”，干部晉升“天花板”可能更為明顯，干部積極性容易受到影響。
不少縣鄉干部反映，機構改革對自己最大的影響是人事凍結了，想要調動工作更難了。
一名鄉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去年自己所在的縣級市沒有一個鄉鎮黨委書記被提拔為副處，部分年紀稍大的黨委書記要求進城也沒被考慮。
“就看誰熬得住，熬不住的就辭職創業了。”
多名基層干部估計，本輪機構改革的人事問題要等三到五年的時間才能消化好。
湖南某鎮鎮長直言，作為鄉鎮干部，感覺對未來前途和職業發展走向更難以預估，容易產生焦慮感。一些差額和自收自支編制的同事還擔憂自己的飯碗會不會沒了。
不確定性增加，工作迷茫感浮現
經過職能調整，一些干部對未來工作不確定性的擔憂有所顯現。
中部某縣水利局局長介紹，成立應急管理局之后，水利部門的防汛辦公室要劃入應急管理局，但相關干部不太情愿.
原因之一是這項職能過去并不只是防辦在做，而牽扯到水利部門的多個單位。目前僅靠他們幾個人很難完成好工作，未來感到有些迷茫。
“面對機構改革的大環境，盡管廣大干部能夠做到堅決服從組織安排，但同時又容易感覺自身渺小，尤其擔心自己多年的努力與付出可能會被淹沒在機構改革大潮之中，思想波動在所難免。”一名受訪鄉鎮負責人說。
專家表示，推進機構改革是群眾所盼、時代所需，不容遲疑。與此同時，也應關注基層干部在這一過程中的心態變化。
當下正是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需要盡快出臺機構改革的配套措施，切實暢通基層干部晉升通道，完善激勵機制，使他們在崗位上安心工作，肯擔當、有作為。
6 不狠擺不平？“狠人治村”是與非
導讀
面對難纏的人和事，為了促進村里發展，有的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一些狠招，恩威并施；有的村干部為了達到目的，明知違法違規，還是不擇手段，采取打折腿、點燃車等暴力方式。
威脅，恐嚇，逼迫，甚至暴力，狠人用狠招，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并不鮮見，這凸顯了鄉村治理法治化、規范化的現實難題。
辦好事、辦大事，狠招迫不得已？
治村，難免會遇到難纏的人和事。半月談記者發現，在一些利益復雜的村莊，一旦正常途徑、正當辦法“走不通”“搞不定”，村干部可能訴諸“狠”字，對一些特殊對象采取狠招的情況時有發生。
在黑龍江一個一窮二白的偏遠小山村，2015年村干部確定發展鄉村旅游的思路，引進一個影視基地項目，得到大多數村民的支持。但在征地過程中，有一戶村民說什么就是不同意征地，眼看工程就要動工，投資方非常著急。
一名村干部找到這戶村民講道理、談條件。在無效的情況下，這名村干部只好對這戶村民放狠話：“再不同意，就讓其他人把你家門堵上。”這戶人家最終就范，影視基地如期開工。
該村黨支部書記說，一些富民項目，特別是一些公共建設，只要是為了村里發展，絕大多數村民都會支持，但不排除“釘子戶”存在，這個時候就必須使狠招，恩威并施，否則好事就有可能辦不成。
湖南中部某村開展窄路加寬工程，但是有部分村民思想固執，僅考慮個人小利益，出面抵制工程。村支書果斷采取措施，冒著爭吵、被打的風險，發狠放話，甚至擺出以命相搏的姿態，終于壓服眾人，排除阻礙。
如今，3公里多長的主公路暢通竣工，得到廣大村民的贊許。
“治村，要用狠勁，不能用狠心。有的時候要霸蠻，但是不能霸過了頭。”這名村支書說。
一些村莊“當家人”告訴半月談記者，當前不少村里“管事的”面對復雜問題，主要經驗就靠三個字：一是哄，哄著村民高興；二是磨，耐著性子做工作；三是狠，有不同意見也要同意。
湖南某村，陶姓、宋姓兩大家族為農村宅基地不時爭吵斗毆，頗有積怨，村干部多次調處未果。
干了30多年的村支書想出“土辦法”，讓全村各個家族都派出代表，陶、宋家族現場呈證對質，最后當眾指出過錯方。過錯方不服氣，于是村支書當著所有代表的面裁決，讓雙方寫下調解協議，并規定“誰違反協議，以滋事論處”。
“這個做法有點類似私設法庭，可能違反了有關規定，但是不采取點狠招，兩家的矛盾始終解決不了。”這名村支書說。
“狠人治村”在鄉村治理實踐中，會不時出現。“只要內心是公正的，結果往往都是好的。”
狠過了，就變成村霸
相比于一些狠招是為了促進村里公共設施建設、集體事業發展，另一些來自村干部的狠招明顯不是源自公心，而是出于私利。
有的狠招，一手遮天，欺壓群眾，顯示了政績觀的扭曲和權力的傲慢。
緊鄰湖北某著名景區的一個村依靠旅游業，幾乎家家戶戶都過上了好日子。幾年前，村里鼓勵發展葡萄產業，村民出于風險考慮，并不積極。
村干部一味要政績，于是跑到一些村民家中，毀掉田里齊膝的玉米苗。幾年過去，村里葡萄產業卻因銷路不好，導致村民連年虧損。該村一名村民小組長告訴半月談記者，當初村里非常蠻狠，甚至出現不配合就打人的情況。
有的狠招，背后是一些村干部明顯違法違規，損害集體經濟和農村發展，致使干群關系緊張，基層矛盾激化，嚴重擾亂、沖擊正常的鄉村治理。
因套取移民扶持資金、虛報工程款項等違規違紀問題，湖南省婁底新化縣經開區勤一村村支書張運球自2013年底以來一直遭該村村民集體舉報。
為了報復舉報村民，張運球以各種威脅手段恐嚇，甚至買了毒鼠強，準備在全村的井水里投毒。經及時報警，警方從張運球家中搜出500支毒鼠強。
還有的狠招，更加赤裸裸、血淋淋。一些治村狠人把所在村當作自己的“自留地”和“獨立王國”，治村狠招變為惡人、村霸的暴力寫照。
2017年10月、12月和2018年1月，黑龍江省五常市五常鎮萬寶山村發生了3起蹊蹺的傷害案件，3名萬寶山村村民的腿先后被打折。此前，受害人之一李某還遭遇一次離奇車禍，停在自家院子的車也被點著。經警方調查，這些事情都是萬寶山村前任村支書周某某背后指使。
原來，因為土地問題，萬寶山村村民李某、馮某、馬某告了周某某，一直和周某某打官司。周某某為了讓這些人“老實點”，指使他人采取暴力狠招，給這3人一點“顏色”。
經公安機關偵破，2018年1月底，包括周某某在內的10人全部被抓獲，并發現其私藏一支雙管獵槍、幾十發子彈。
應走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的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的經濟、社會、治理結構發生深刻變化。農村已經從一個同質社會轉變成一個差異社會、分化社會，從一個靜態社會變成了一個流動社會。
而且，分化還在加劇、流動還在加速，這些變化都會深刻影響鄉村治理，給鄉村治理帶來新挑戰，使鄉村治理更加困難、復雜、多變。
在這種復雜局面下，專家認為，狠人采取狠招治村的情況，目前一時還難以杜絕，但要通過制度和規則的設計，真正使鄉村治理走上規范化、法治化的軌道。
“破解鄉村發展的棘手難題，不能壞事做不成，好事也做不成。”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說，鄉村治理最重要的還是要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將從嚴治黨不斷向基層下移，讓村里黨員在鄉村治理中發揮模范帶頭作用。
如何對付惡人、村霸的狠招？王德福認為，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治村狠人采取狠招造成人身傷害的，發現一起，必須嚴厲打擊一起，持續產生教育震懾作用。
從根本上講，鄉村治理應將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
專家表示，要加強農村基層黨建，配強村黨組織書記；要建立健全村務監督委員會，推行村級事務陽光工程，防止村官變異為村霸。
要加大基層紀檢、審計等監管力度，防止狠人亂用、濫用狠招；要教育引導村民學法、用法、遵法、守法，培育崇德向善的鄉風文明。如此，才是新時代鄉村善治的根本之道。
教育改革進行時
7 教育“四大難題”，治理成效幾何——專訪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
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擇校熱”、“大班額”以及兒童早期教育，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人民群眾最關心的4個教育問題。在剛剛過去的2018年，教育部針對這些問題采取了哪些措施？未來又將如何回應群眾關切？就此，半月談記者近日專訪了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
減課外負擔：校外規范，校內提質
校外培訓機構無序發展是加大中小學生課外負擔的重要原因。
2018年，教育部會同有關部門按照“標本兼治、內外聯動、堵疏結合、積極穩妥”的總體思路，在全國2963個縣（市、區）啟動專項治理整改工作。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摸排校外培訓機構40.1萬所，存在問題機構27.3萬所，現已完成整改27.0萬所，完成整改率98.9%。
“治理不是要關停所有培訓機構，而是要鼓勵素質拓展類培訓機構、規范學科競賽類培訓機構。”呂玉剛說，校外培訓是學校教育的補充，對于滿足中小學生選擇性學習需求、培育發展興趣特長、拓展綜合素質具有積極作用。“所以，整治的重點，主要是安全隱患、無證無照、超標超前教學等問題。”
“下一步，教育部將繼續推進綜合施策，凝聚各方力量，持續發力、久久為功，切實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外負擔。”呂玉剛說。
具體來看，教育部將在治標、治本兩方面發力。治標方面，要在2018年整治成果的基礎上，保持高壓態勢，防止違規培訓反彈，強化督導，建立完善治理長效機制。尤其要特別注意抓好寒暑假這一重要時點、在線培訓這一重要領域的整治。
治本方面，教育部將認真貫徹全國教育大會精神，加快印發、實施《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和《關于新時代推進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導意見》，切實提高學校教育質量，努力讓學生在學校學足學好。同時繼續推進課后服務，不斷提高課后服務質量，豐富課后服務途徑;進一步清理規范學科競賽，斬斷社會培訓和競賽與學校的利益鏈。
“校外問題還得校內來治，只有讓學生在學校‘吃飽吃好’，才能讓校外培訓真正降溫。”呂玉剛說。
治“擇校熱”：堅持免試就近入學，緩釋擇校沖動
針對“擇校熱”問題，教育部自2014年啟動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改革，推動各地形成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學規則。調查統計顯示，2018年全國24個大城市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比例達到98%。
呂玉剛表示，教育部將繼續鞏固這一成果。“在前幾年推進重點大城市免試就近入學基礎上，積極穩妥推進所有地市、縣（區）免試就近入學政策全覆蓋。同時全面推行陽光招生政策，依托學籍系統和招生入學平臺，禁止學校為違規招收的學生分配學籍，將招生權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呂玉剛說。
隨著免試就近入學政策執行越來越嚴格，過去的“擇校熱”變成了“擇校難”，跨區域擇校、“共建生”擇校、擇校亂收費、無學籍招生等突出問題得到有效遏制。呂玉剛說，改革永遠在路上，下一步教育部將持續深化中小學招生入學制度改革。
一是對熱點公辦學校實行多校劃片、隨機派位入學。二是均衡配置教育資源。廣泛采取集團化辦學、強校帶弱校方式，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普遍將50%以上的優質高中招生指標分配至區域內初中，擴大薄弱初中和農村初中學生升學機會;實行均衡編班，合理配置班級生源、師資，避免擇班、擇師問題。三是嚴格落實“十項嚴禁”紀律，特別是進一步規范民辦中小學校招生行為。
“希望通過這些舉措從根本上緩解家長擇校沖動。”呂玉剛說。
控大班額：抓源頭補短板，降幅10年最大
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不少城鎮學校班級學生劇增，超出額定人數，出現大班額現象。按國務院要求，全國2018年底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額、2020年底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額。
“按照這一工作目標，我們從新生入學入手，嚴控產生新的大班額。”呂玉剛說，截至2018年10月底，我國義務教育大班額、超大班額數量比2017年分別減少了18.9%和48.7%，為近10年來最大降幅。
2018年2月，教育部在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通知中明確要求，普通中小學起始年級按照不超過國家規定班額標準招生，嚴格控制存在大班額、大校額學校的招生計劃，防止產生新的大班額。并且，建立通報約談制度、加強督導檢查，督促地方切實落實消除大班額任務。
與此同時，教育部會同財政部、發改委實施“全面改薄”、教育現代化推進工程項目，重點支持中西部困難地區新建、改擴建義務教育學校，促進地方合理布局學校，增加學位資源供給。
呂玉剛說，一手抓源頭，一手補短板，2018年全國基本消除超大班額的目標已經如期實現，控制大班額取得明顯成效，為確保2020年全國基本消除大班額目標如期平穩實現打下了扎實基礎。
解“入園難”：強化頂層規劃，增加普惠性資源供給
“針對‘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2018年出臺了學前教育頂層設計，下一步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推動頂層設計的落實。”呂玉剛說。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印發，明確了新時代學前教育改革發展必須始終堅持公益普惠方向，提出到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的目標。
呂玉剛認為，“公益普惠”四個字十分關鍵，《意見》中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圍繞這一方向展開。
一是大力發展公辦園。要求各地在公辦資源不足的地區，充分挖掘各種閑置資源，鼓勵有實力的企事業單位辦園，采取新建改擴建等多種途徑，擴大公辦學前教育資源供給。
二是規范治理小區配套幼兒園。國務院辦公廳已印發《關于開展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的通知》，部署開展專項治理，要求通過全面摸排、分類整改，集中解決小區配套幼兒園規劃、建設、移交、辦園等環節存在的突出問題，使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辦成公辦園或委托辦成普惠性幼兒園。
三是引導扶持普惠性民辦園。要求地方政府進一步完善普惠性民辦園認定標準、補助標準及扶持政策，通過購買服務、綜合獎補、減免租金、培訓教師等方式，引導社會力量更多地舉辦普惠性幼兒園。
在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的同時，促進營利性民辦園規范發展，滿足部分家庭選擇性入園需求。
時政·財經
8 小心！你的銀行卡或被“隔空盜刷”
錢包還在身上，銀行卡也沒少，銀行卡上的錢卻被一小筆一小筆刷走。近年來，一類利用銀聯卡小額“免密免簽”（即銀聯卡持卡人在指定商戶進行小額消費時無需輸入密碼或簽名即可實現支付）功能默認開通漏洞，進行銀行卡“隔空盜刷”的新型犯罪案件正在增多。專家擔憂，如銀聯方面繼續保持銀聯卡相關功能默認開通，此類案件發案率將進一步增長。
銀行卡還在，錢卻被一筆筆刷走
2018年11月中旬以來，廣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魚窩頭派出所接到多起群眾報案，稱被人盜刷銀行卡資金。據事主反映，他們都曾在一條美食街逛街，當時銀行卡在自己錢包里，但卡上的錢不翼而飛。
據魚窩頭派出所辦案民警劉警官介紹，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銀聯卡小額“免密免簽”功能默認開通的漏洞，實施了不法行為。作案手法是將設置好的POS機裝進一個普通的男士夾包，然后物色下手對象。“找到合適的對象后，拿著夾包靠過去感應一下。只要感應的距離在5厘米以內，就容易得手。”
劉警官說，芯片卡默認開通小額“免密免簽”支付功能，小筆金額的消費不需要輸入密碼或者簽名，只要POS機感應到芯片卡的閃付功能，就會自動付費。“小額‘免密免簽’支付的單筆最高限額是1000元，所以嫌疑人每次都將金額設定在999元以下，然后選擇到人流密集的場所活動，這樣走一圈就得利不少。”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自2015年銀聯為新發芯片卡默認開通小額“免密免簽”功能以來，國內已發生多起利用該功能漏洞實施的“隔空盜刷”案件。
不少網友在社交媒體上講述因“免密免簽”功能造成盜刷的經歷，并表達了對銀聯和銀行互相推諉的不滿。微博網友@我就是一堆亂碼表示，借記卡因“閃付功能”（免密免簽）被盜刷，報警后讓找銀行，銀行又讓找銀聯，銀聯又讓找警察……
“免密免簽”漏洞可能被濫用
“默認開通小額‘免密免簽’功能，是此類案件中最大的問題。”從事網絡安全研究的四葉草安全研究院院長趙培源等安全技術專家認為，此漏洞屬于硬件底層漏洞，尚無法通過軟件升級等方式來規避，因而默認關閉用戶的小額雙免功能，并為對該功能有需求的用戶提供防盜刷卡套，是解決該問題的唯一途徑。
對于廣州發生的盜刷案件，中國銀聯廣東分公司在回函中說：此次案件屬于“個別商戶”疑似存在非法活動，已對商戶作關停處理。
不過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犯罪團伙在網絡上即可買到售價不足千元的授權POS機，隨后通過提供他人身份證和銀行卡，并利用偽造營業執照，就能輕松通過相關金融部門的審核，這說明相關審核體系存在漏洞，也說明不法“個別商戶”可能會不時出現。
此外，不少用戶對默認開通的“免密免簽”功能仍毫不知情，用戶端防范意識弱。一些銀行在用戶辦卡時未履行告知義務;銀聯方面稱通過短信、網站等方式的提醒，也可能被用戶當做垃圾信息忽略掉。半月談記者隨機采訪也顯示，不少用戶并不掌握自己銀行卡已被默認開通相關功能，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銀聯、監管部門均應采取實質性措施
2018年銀聯發布公告稱，為提升銀聯移動支付體驗、擴大服務覆蓋面，從當年6月起，小額“免密免簽”單筆交易限額由300元提升至1000元。銀聯方面認為，將單筆小額“免密免簽”消費限額從300元提升至1000元，是順應消費形勢，并以新加坡單筆限額960元和中國香港澳門地區850元作為參照標準。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黃璜認為，當前國內不同地區收入和消費水平差異較大，銀聯在國內具有相對優勢地位，在做相應決策時理應進行全面客觀的市場調研，并在引起廣泛社會爭議的情況下，將調研結果提交給主管部門。黃璜建議，有關部門應積極回應社會關切，維護金融部門的社會信譽。
長期關注銀聯卡“免密免簽”問題的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認為，警方破獲的相關案件再次說明銀聯卡默認開通此項功能的風險。他說，此次“隔空盜刷”的作案方式具有可復制性，銀聯方面有必要對社會公眾作出合理解釋，并提醒用戶加強防范，而不是反復強調“免密免簽”功能的安全性。
“2018年初因為‘默認勾選’的問題，支付寶受到了監管部門的處罰，銀聯的‘默認開通’操作與之相似，卻沒有任何處理結果，不利于‘競爭中性原則’的最終確立。”郭田勇建議，有關部門須盡快向社會公布處理結果，打消輿論猜疑。
科技·文化
9 解放科研人員：自主權落地有多難？
2018年，賦予科研人員更大自主權無疑是牽動科教界神經的一大政策熱點。上至國務院常務會議深入討論、國辦印發文件明確部署，下至各省市紛紛出臺科技新政、人才新政，文件頻發，舉措不斷，“深刺激”“強刺激”可謂一波接一波。如今一年過去，困擾科研人員的繁文縟節少了嗎？
花錢還是“技術活”
“買醬油的錢不能用來買醋”“立項前費盡心思編材料、立項后千方百計找發票”……曾經，科研項目資金管理過死，給不少一線科研人員造成了困擾。如今，很多科研人員都感受到了積極變化。
“改革直擊痛點，變化實實在在。”南京林業大學森林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李明陽說，過去趕上報銷高峰，從早上6點鐘排到下午還報銷不掉。現在網上預約填單后，把紙質材料往柜臺一放，材料齊全就可以走人，一次解決。
雖然報銷容易多了，政策利好值得期待，但圍繞科研經費的申請、使用和管理，長期以來大家吐槽的不光是多找些發票、多跑幾趟財務，更在于花錢不僅要花對名目，還要按規定節奏花，在規定時間內花——有科研人員反映，課題結項時錢沒花完，不能結項不說，課題組還因此遭倒扣工資。
浙大醫學院教授劉偉想起最近一次請專家來講課的經歷哭笑不得。報銷給專家的講課費時，財務要求必須配上講課現場的照片，“證明我們真的邀請人來了”……難道科研人員腦門上寫著“亂花錢”？
江蘇省環科院副院長陸嘉昂坦言，“大文件”碰上實際問題，操作性還不能盡如人意。拿結余資金來說，江蘇省出臺的“科技改革30條”明確說“不再回收”，實際情況是事業單位性質的省屬科研院所，承擔的省級科研項目納入國庫支付管理，兩級管理部門之間缺乏協調，結果項目合同尚未到期，科研經費即被收回，“用于后續科研活動”就根本指不上了。
帽子還是“指揮棒”
“我還是得給他找頂帽子。”某科技項目首席科學家告訴半月談記者，他手下有一位非常優秀的青年科研工作者，為了目前這個項目放棄了出國的機會，貢獻突出但待遇方面處處吃虧。
以“帽”取人之風，不能揮之即去，分配制度、評價制度的根本性改革仍在路上。“解決這個問題很難立竿見影。”南京大學一位副教授認為，目前高校科研評價體系短視功利之風依然彌漫，不少高校依然偏愛以“帽子”定人才，只因便于考核，“一抓就靈”。
華東交通大學機電與車輛工程學院一位副教授說，都知道理工科需要做產學研對接的工作，但學校對老師的考核仍然“輕重有別”。“我有個項目完成技術轉移給學校掙了300萬元，同時拿了一個經費30多萬元的國家青年基金，學校獎勵哪個？后者。”
浙江大學工業技術轉化研究院黨總支書記張麗娜也說，浙大的老師雖然對科研成果轉化熱情很高，但許多老師來咨詢她時最關心的還是搞轉化“有沒有用”——能不能算入工作量、納入考核？她認為，國家鼓勵以不同崗位分別安排不同類型人才，不以一把尺子衡量高校教師能力，是時候落到實處了。
論文還是“緊箍咒”
目前，“非升即走”成為國內各高校選聘人才的關鍵詞。這套制度的核心安排是：在規定聘期中，“青椒”必須完成高校規定的考核指標，如此才有機會留下，并轉為事業編制或長聘軌，否則就將被解聘。而考核指標的“三大件”仍然不外是論文、課題、項目。
河海大學一位剛剛入職的“海歸”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入校時和學校簽了協議合同，必須在入校6年內申請到國家青年基金課題，順利結項且評估為“優秀”才能留下來繼續參評職稱，否則幾年努力都白費了。
武漢某“211”高校體育學院27歲的教師田耘（化名）抱怨，作為教游泳的一名“嫩青椒”，他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兩篇C刊（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的教研任務。
“年終就要考評，我天天愁得頭發都要抓掉了。”田耘說，以自己的學術水平無法完成一年兩篇C刊的任務，但評職稱必須得靠論文證明自己的科研能力，發不出C刊就沒有未來。
南京理工大學一名“海歸”副教授表示，現在大家都知道，在國內一年沒發論文等于一年啥都沒干。“新教師五六年非升即走的壓力很大，大家都是有點東西趕緊寫了發掉，哪怕沒有實質進展，也得硬寫。”
不過，就算“青椒”們想“硬寫”，想有個埋頭碼字的環境也不容易。浙江一高校教師向半月談記者感慨，學校在6年一次的考核上又增加了各種各樣的校內、院內評優，他們有限的時間又被填表分去不少。
破舊立新，需慎重擘畫
2019年開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抓好賦予科研機構和人員更大自主權有關文件貫徹落實工作的通知，要求限時完成，針對的就是廣大科技工作者最為關心的相關政策落實問題。
破舊立新，“破”要把舊條框清理到位，“立”則要把新精神真正落實。在此過程中，不少科研人員也表示，破立之間的轉換不能一刀切，需要認識到即便是如今人人喊打的“四唯”，也并非全錯，“數目字管理”體現的人人平等，是應當設法保留的理念。問題的實質在“唯”的標準是否是真學問、真權威、真創新。
許多專家表示，要警惕借破“四唯”虛化標準，讓特權當道、學閥當道歪風重新抬頭。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彭峰指出，中央提出破“四唯”之前，在替代方案還未認真推敲的情況下，有的單位已經開始打著改革的名義降低標準、虛化標準。“如果在新的評價體系下，我們科研之外還需要和領導、行業權威搞好關系，助長關系、圈子、權力對學術的滲透，那就事與愿違了。”一位青年科研工作者說。
陸嘉昂認為，從公開的報道看，目前各省份都拿出了科研管理領域“放管服”探索的干貨，其中不乏亮點。如在科研過程中建立容錯和補償援助機制，就值得推廣。通過建立創新盡職免責機制、重大創新補償機制和創新創業援助機制，可有效免去科研工作者“搞砸了就無法交差”的后顧之憂。
他強調，下一階段國家可以將各省份的有益探索加以梳理，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更為多元包容的改革試點，讓更多科研工作者得以在自己的天空里奮飛。
生態·健康
10 農村污水處理如何“做一個成一個”
半月談記者近期在山東、貴州、廣東、河南、吉林、山西等地調研了解到，各地因地制宜探索農村污水處理模式，初步構筑了城鄉污水處理體系。但與此同時，不少地方面臨農村污水處理投資高、缺乏穩定資金籌措機制，污水排放標準與技術體系缺失，部分設施因“重建輕管”導致停運等問題。
欠賬多、起步晚、忙追趕
基層干部反映，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方面，污水處理難度最大。2017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提出梯次推進農村生活污水治理。近年來，住房城鄉建設部在全國多地開展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工作，指導地方探索有效的農村污水處理模式。
山東省在污水處理方面起步較早，2014年提出按照“城（廠）邊接管、就近聯建、鼓勵獨建”的原則，加強村鎮污水處理。截至目前，山東省累計開工建設鄉鎮污水處理設施項目1296個，88%的建制鎮建有污水處理設施。
貴州以小城鎮建設為契機，對污水垃圾處理設施提前規劃，并將周邊的農村污水和垃圾一并納入處理。截至2018年底，貴州建成小城鎮污水處理設施365個。在貴州六盤水市，實施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項目建設，工程竣工后直接惠及20戶以上集中連片自然村寨228個，日處理生活污水約5000噸。
廣東佛山根據服務人口、污水處理量、環境容量等指標選用不同的污水處理工藝。如佛山市環境保護投資公司根據三水、高明兩區農村的具體情況，選擇“組合式復合濾池+高負荷人工濕地”作為分散式污水處理設施主要工藝，最終出水可回用于農田灌溉或綠化，后續管理方便，運營成本不高。
“白天曬太陽，晚上曬月亮”
各地在農村污水處理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臨三方面問題。
——投資高，缺乏穩定資金籌措機制。農村污水處理基本靠政府財政投入，社會資本參與積極性不高。
貴州省住建廳工作人員表示，貴州是脫貧攻堅的主戰場，當前各級財政用于農村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的資金捉襟見肘，建設滯后。特別是生態環境敏感區域，大多屬于貧困地區。以一個5000人左右中等規模的小城鎮計算，要建設日處理能力600噸的污水處理設施（含預留處理能力），前期各類投入在1000萬元左右。即使在各方幫助下建好，后續每年80萬元到100萬元的運營維護費用仍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個別地方采取有償收費模式進行運營，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
——排放標準與相關政策缺失制約實踐。各地在農村污水處理方面剛剛起步，國家層面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體系，部分先行省份制定的排放標準，也多是借用城鎮污水處理標準。標準缺乏導致各地門檻不一，污水處理質量難以把控。與此同時，各地污泥的穩定化或無害化處理基本還是空白。
由于相關政策缺失，多地污水處理廠面臨尾水無處排放的尷尬局面。據了解，山東省膠州市除城區外主要河道均劃為水源保護區，而《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中出水最高標準為一級A標準，水源保護區不允許此類水設排污口。當地各鎮駐地、工業園區及周邊村莊多依河而建，污水處理設施面臨排污口無法審批的現實，結果是污水處理廠建成卻不能就近排放。
農村污水處理設備缺少認證機構和認證體制也是一大制約因素。同樣一種設備，不同廠家產品報價懸殊，由于缺乏技術標準認證，一些地方政府招標時難免存在“糊涂賬”。
——運維不到位，存在“重建輕管”問題。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有“三分建、七分管”的特點，建成容易，后期運營與管理維護普遍是短板。有些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由于缺乏后續管護資金和運維人員，出現停運的情況，被群眾戲稱為“白天曬太陽，晚上曬月亮”。
半月談記者在河南調研了解到，由于管理機制尚未建立，當地旱廁改造完成后，管護維修、定期收運、糞渣資源利用等后續工作不夠完善，影響了無害化廁所改造的順利推進。
如何“做一個成一個”？
農村污水處理難度大，除經濟發達地區處理率較高外，其他地區普遍較低，“污水靠蒸發”還較為普遍。治理率的提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完善政策與標準體系，創新建設與維護模式。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住房城鄉建設部與生態環境部已起草了農村污水處理排放標準文件，后續將進入征求意見等程序，基層干部盼早日出臺以指導地方實踐。
排放與設施相關標準明確，有利于從源頭上、過程中控制污水處理質量。相關技術標準不宜一刀切，不能只追求排放指標，還要考慮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農村污水處理技術標準體系可分成幾個類型：北京、上海、江浙等地城鎮化率較高，但環境容量有限，其污水處理標準可相應提高，并由城鎮統一治理;大多數農村地區是大片的農業區域，經濟狀況和技術能力相對薄弱，污水處理量小面廣，應符合農耕特點，兼顧資源利用，使其再回歸到農田形成循環系統。
創新建設與維護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當前農村污水處理資金主要來源于財政支持，基本是政府托底，應探索建立多元化資金籌措機制，如采取政府購買服務、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方式，發揮政府投資撬動作用，引導和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針對后期維護難題，應明確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和運行管理單位責任，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由專業公司來打理，鼓勵市場機構建設、維護一體化操作。政府主管部門要加強對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與運行情況的監督，杜絕閑置停擺。
貴州省住建廳工作人員表示，在鄉村振興和農村環境整治大背景下，農村污水處理基礎設施建設日益緊迫。政府財政應向經濟薄弱的西部與東北地區傾斜，這些地區也要避免出現指標任務式的盲目建設，在有限的財力之下，保證做一個成一個。同時，應把握好建設的節奏，重點流域、敏感區域、人口相對集中的有條件地區，可以先做起來，然后逐步以點帶面擴大范圍。
民生·社會
11 年味兒變淡，儀式感缺失惹的禍？
“再不像過去那樣盼著過年了”“年越過越沒意思”“感覺過年還不如一個7天長假爽”……每逢春節長假接近尾聲，年味兒越來越淡的感嘆就會再次出現。為何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媒體、商家想方設法營造年節氛圍時，大家卻不斷吐槽年味兒越來越淡？
年味兒是種什么味兒
“感覺有年味兒者理由基本相似，感覺沒年味兒者則各有各的理由。”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托爾斯泰關于家庭的名言，可以完美套用在年味兒這一話題上。
“以前爺爺奶奶在的時候，每年不到除夕，我們一大家族人就都趕回了老家，除夕晚上打牌、聊天特別熱鬧，現在老人去世了，過年親戚們也就打個電話問候下，再也沒有以前的年味兒了。”河南省平頂山市的蘇磊說。
采訪中，不少人和蘇磊感觸相似，認為老人的去世讓春節少了許多獨一無二的樂趣，這也許是人生歷程的不可避免;另一些受訪者感覺春節不再“特殊”的原因，則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原來過年時候，伙計們支攤子打牌、喝酒，還帶著孩子到處放炮。現在也不知道是住到樓房了，還是大家年齡大了，感覺再也聚不到一起了。”曾是“城中村”居民的陜西省西安市市民龍翀說。
一些受訪者認為，近年來中國城鎮化高速發展，確實沖淡了一些年節習俗，最明顯的當屬近乎全國范圍內的煙花爆竹禁燃禁放。“炮都不讓放了，可不沒年味兒嘛。”蘇磊說。
還有一些受訪者是主動選擇過個“平淡”年。“我現在過年最大愿望就是不過年。”在深圳市打拼的江西人王志遠說，過年就7天假，不夠來回折騰，把父母接到身邊，哪天不是過年？
“假期太短了，休息都不夠，沒心思過年”“吃好的、穿新衣，過去過年的期盼現在哪天都能滿足”“覺得和平時沒啥兩樣，還不如當做長假出國旅游”……不少受訪者和王志遠觀點類似。
是否因為缺了儀式感
雖然導致受訪者們認為年味兒變淡的直接原因五花八門，但不難發現，過年和平時相比不再特殊，似乎成了年味兒變淡的根本原因。這一原因恰好可以歸結為近年來大火的一個詞語：儀式感。
何為儀式感？法國童話《小王子》里有一段論述：儀式感就是使某一天與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時刻與其他時刻不同。那么，有了儀式感，是否年味就能重新濃郁呢？
“這幾年獅子重新舞起來，感覺年味兒又回來了！”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紅寺堡區村民王曉明說，自己家是舞獅世家，沉睡10余年的“舞獅”近年來借著鄉村振興的東風重新起舞，也讓他們這些年輕人重新感受到了久違的年味兒。
王曉明并非孤例。一些受訪者告訴半月談記者，近年來當地組織的廟會、社火、游園等年節活動，為現代春節注入傳統文化儀式感，讓他們又感受到了一絲年味兒。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王迪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儀式感缺失不如說儀式感變遷。“隨著家庭小型化發展，人們越來越注重個人權利和感受，讓儀式感越來越在小范圍、乃至在個人生活中得以體現。相應的，過年的儀式感也漸漸從‘四世同堂的大家宴’轉向‘祖孫三代的小團圓’。”
平常心對待社會發展新趨勢
“不可否認，春節還是中國人最重要的時間節點，春運依然火爆、春晚依舊熱鬧、家人總要團圓。”王迪認為，無論承認與否，年味兒就在每個人的身邊，中國千年的習俗傳承仍在持續。“年味兒變淡的吐槽，也可以理解為人們生活好了、口味刁了、眼界廣了、興奮點變高了之后的吁嘆。”
專家的觀點也得到不少年輕人的認可。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市民魯同閣說：“以前初高中時，大家過年期間有了壓歲錢，和同學伙伴們一起玩耍特別有年味兒，現在大家都成家了，肯定不能像過去那樣瘋了。但大家約好春節期間在網絡游戲里聚聚，還是可以感受和過去不一樣的年味兒。”
同樣，對于在外漂泊的人來說，能夠和一年未見的家人在春節時重聚團圓，就是新社會發展趨勢下最濃的年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