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半月談第7期_半月談2019第7期文章匯總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接地氣，施政才會有底氣
饑荒之年，百姓糧食匱乏，不少人只能靠挖草根、吃樹皮充饑，甚至還有人活活餓死。相關消息上報“領導”之后，這位“領導”大為不解——“百姓無粟米充饑，何不食肉糜？”
這是一個發生在1700多年前的真實故事。故事中的這位“領導”，名字叫司馬衷。一句荒唐可笑的“何不食肉糜”，折射出不接地氣、不了解實際之弊。
斗轉星移，已是千載時光。時至今日，一些地方領導干部作風漂浮，不接地氣、不熟悉基層、不體諒基層干部群眾等現象依舊存在。
不接地氣，話風文風也就虛浮而不實。這類領導干部，在各種講話、發言中，不關心內容實不實，講的是不是群眾最關心的事。諸如“高度重視、深入貫徹、親自指揮、反響強烈、效果明顯、廣泛好評”之類的會議用語，成為串拼發言稿或工作總結的萬能公式。無用的廢話、漂亮的空話、格式化的套話、場面上的應酬話等屢見不鮮。
不接地氣，在施政決策中則習慣“拍腦袋”。在部署工作之前，沒有進行充分調研；出臺政策規定時，沒有進行可行性論證；決策過程，沒有充分體現民主集中制的要求。由此，“腦袋一拍，有了；胸脯一拍，干了；大腿一拍，壞了……”
不接地氣，還體現在不體諒基層干部群眾，“官本位”思想表現突出。有的領導，不顧客觀實際，對基層設定過高的目標任務，且層層加碼，讓基層干部群眾不堪重負；有的領導，熱衷于各類華而不實的創建活動，對基層正常工作開展造成困擾。
凡此種種，危害不可小覷。不接地氣，何以統籌領導各方，何以施政一方？
領導干部不接地氣，本質上是一種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作風。要讓施政決策接上地氣，從根本上要恢復和發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改變工作作風。
漢代先哲就已經認識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那些高高在上、不接地氣的領導干部往往只對上負責，眼睛只往上看，不往下看，“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上級不注意”。只有深入群眾，才能聽到原汁原味的民聲民意，防止問題被隱瞞、真相被架空。只有俯下身子，走出機關大院，擺脫材料依賴，多讓腳下沾些泥土，才能看到更多真問題，及時糾正為政之偏。
腳下接地氣，胸中才會有底氣！
半月講解
2 新時代怎樣開好思政課？
3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全國大中小學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代表應邀參加。在此次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明理直氣壯開好思政課的重要意義，提出了新要求。
辦好思政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立德樹人
辦好思想政治理論課，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解決好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我們黨立志于中華民族千秋偉業，必須培養一代又一代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有用人才。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毫不含糊。
青少年階段是人生的“拔節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在大中小學循序漸進、螺旋上升地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非常必要，是培養一代又一代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就是要理直氣壯開好思政課，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鑄魂育人，引導學生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愛國主義情懷，把愛國情、強國志、報國行自覺融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之中。
如何當好新時代思政課教師？提出“六大要求”
思政課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課教師隊伍責任重大。辦好思政課，關鍵在發揮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思政課教師，要給學生心靈埋下真善美的種子，引導學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習近平總書記對思政課教師提出六大要求：第一，政治要強，讓有信仰的人講信仰，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第二，情懷要深，保持家國情懷，心里裝著國家和民族，在黨和人民的偉大實踐中關注時代、關注社會，汲取養分、豐富思想。第三，思維要新，學會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創新課堂教學，給學生深刻的學習體驗，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學會正確的思維方法。第四，視野要廣，有知識視野、國際視野、歷史視野，通過生動、深入、具體的縱橫比較，把一些道理講明白、講清楚。第五，自律要嚴，做到課上課下一致、網上網下一致，自覺弘揚主旋律，積極傳遞正能量。第六，人格要正，有人格，才有吸引力。親其師，才能信其道。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學生、贏得學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學生，以深厚的理論功底贏得學生，自覺做為學為人的表率，做讓學生喜愛的人。
這六個要求中，擺在首位的是政治要強，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讓有信仰的人講信仰，這是開好思政課的關鍵。
思政課如何改革創新？堅持“八個相統一”
不斷增強思政課的思想性、理論性和親和力、針對性，需要思政課不斷改革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提出堅持“八個相統一”：堅持政治性和學理性相統一，堅持價值性和知識性相統一，堅持建設性和批判性相統一，堅持理論性和實踐性相統一，堅持統一性和多樣性相統一，堅持主導性和主體性相統一，堅持灌輸性和啟發性相統一，堅持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
這“八個相統一”，是思政課建設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系列規律性認識和成功經驗的科學概括，是推動思政課改革創新的重要原則，是直面思政課建設過程中的重大問題和廣大教師關心的熱點問題，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上作出的深刻回答。
比如，堅持政治性和學理性相統一，以透徹的學理分析回應學生，以徹底的思想理論說服學生，用真理的強大力量引導學生，才能讓學生真學真信、愿學愛學。堅持理論性和實踐性相統一，把思政小課堂同社會大課堂結合起來，才能教育引導學生立鴻鵠志，做奮斗者。堅持灌輸性和啟發性相統一，注重啟發性教育，在不斷啟發中讓學生水到渠成得出結論，才能讓科學理論春風化雨、滋潤心靈。
半月調查
精準扶貧呼喚精準評估 脫貧第三方評估：公信力還差什么
導讀
脫貧攻堅進入決勝階段，客觀公正地評估扶貧工作成效尤為重要，第三方評估這臺“質檢儀”的作用更加凸顯。
“娃娃臉”“聽不懂當地方言”“不熟悉扶貧工作，甚至不懂農村”“不接地氣”“外行評內行”“辛苦干了一年，大學生評估員20分鐘就把我們給判決了”“迎評耗時耗精力，影響日常扶貧工作持續開展”……這是不少扶貧干部對第三方的“第一印象”。
半月談記者最近在扶貧一線調研了解到，某些本應科學、中立的脫貧第三方評估，卻因為不接地氣的非專業操作以及評估結果與考核問責過度捆綁，讓部分扶貧干部不服氣，擔憂評估結果有失公正。受訪扶貧干部和專家呼吁，完善脫貧第三方評估機制和制度設計，精準評估，使評估結果更有說服力和公信力。
談評估：扶貧干部“四重憂”
一些基層扶貧干部談起第三方評估直搖頭，條件反射就是心驚膽顫。原因倒不是基層害怕接受評估，而是對第三方評估有四重擔憂。
一重憂：迎評過于耗時耗精力，加重基層負擔，對日常扶貧工作造成一定困擾。
不久前剛剛經歷過國家脫貧考核評估的西部某省扶貧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為迎接評估組的考核檢查，他們從去年8月開始，前前后后有半年時間全都耗在準備迎檢工作上，事無巨細，幾乎對全村所有家庭進行了再次摸底與重新建檔。“在國家層面的評估之前，省市縣各級都會組織評估，縣市評估通過了才能報給省里，省里組織第三方評估通過后，才會上報國家進行檢查。”這名扶貧干部說，這半年時間，就是反反復復被檢查，然后進行整改。
這名扶貧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們將村民分為多種類型，并分別做準備工作，固化好各種證據。這些迎評工作消耗了他們大量時間，幾乎沒精力再干實事。
二重憂：第三方評估人員結構不盡優化，不夠接地氣，有的甚至外行評內行。
有些地方，第三方評估就是請高校大學生坐在辦公室里打電話隨機抽樣，通過電話的方式問貧困戶知不知道相關扶貧政策。而在入戶走訪時，有些大學生不懂方言，讓一線扶貧干部哭笑不得。剛剛結束第三方評估的廣東某扶貧干部反映，第三方評估組因為不懂地方話，又不信任駐村干部，花了1個多小時才找到合適的翻譯。中部某省一位扶貧干部也反映：“既然不讓駐村干部帶路，翻譯和帶路人員就顯得十分重要。翻譯理解的準確度直接影響到評估的精準度。”
部分第三方評估組成員入戶調查時一些不接地氣的問話，常常讓一線扶貧干部干著急，而且容易讓貧困戶產生誤解。“一些評估人員總是問貧困戶享受了什么扶貧政策，教育扶貧、健康扶貧怎么做的，貧困戶一聽這些名詞就蒙了，不知道具體指的是啥，有些人沒聽過這些名詞，直接就說沒有享受相關政策。”江蘇一位扶貧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如果評估人員能采取貧困戶易于理解的詢問方式，比如問生病有沒有醫療保障，家里獲得哪些扶貧收入，評估誤差也能有效減少。
部分貧困戶并不知道第一書記這個頭銜，評估中就出現這個問題，一些貧困戶明明認識經常幫助他的人，被問到時卻反應不過來這個人就是第一書記。
三重憂：部分設問主觀性強，滿意度測評未能全面聽取各方意見，得出結論有時失之于偏頗。
多位扶貧干部向半月談記者反映，最讓他們抓狂的就是評價標準中群眾滿意度問題。因為它取決于群眾的主觀判斷，一定程度受群眾的情緒和感情支配。在評估過程中，有些第三方評估對于回答不滿意的貧困戶，沒有詳細了解原因并對客觀情況加以分析，就得出結論。
一名扶貧干部說，有些貧困戶只要得到一些政策和幫扶，就會千恩萬謝，但有一些貧困戶即使得到再多幫扶，也不滿意，總希望獲得更多，甚至有攀比心理。結果一個不滿意，就有可能把幾年的幫扶努力全否決了。“一壞毀千好”，幫助貧困戶辦了一百件好事，但如果有一件沒辦好，貧困戶就有可能不滿意。
脫貧第三方評估一般是對某個村進行全覆蓋式的評估，非貧困戶也要被評估。“非貧困戶沒有享受到扶貧優惠政策，特別是一些生活水平剛剛處于貧困線上的非貧困戶，都可能是‘上訪戶’，怎么會給出滿意的評價？”一名扶貧干部說。
四重憂：有些第三方評估為抓問題而找問題，存在“找茬”之嫌，缺乏中立性。
知情者透露，之前在華北某縣評估省級貧困縣摘帽時，省級扶貧辦暗示要找出一些問題。為了堵住問題，市里早早將壓力傳導，各縣全縣都動員起來迎接評估。而評估組在一個貧困縣發現了漏評戶，就把信息轉給縣里去核實，一名縣長現場竟然緊張流淚。其實，出現一兩個漏評戶也在誤差范圍內，據專業人士評判，這幾個縣整體做得都不錯，按照標準也都能脫貧摘帽。
東部某省一扶貧干部說，有些家庭出現突發疾病致貧的情況，少數幾戶無法脫貧，往往就會否定扶貧全盤工作，從上到下問責，嚴重挫傷基層扶貧積極性。
據基層爆料，自己去年扶貧工作一年的付出和努力被一“字”否決。在當年省第三方評估時，在一戶智力二級殘疾的貧困戶家中，因該戶說不清駐村工作隊長姓名（注：考核調查問卷中有一問：你知道駐村工作隊隊長是誰嗎？），被當地扶貧部門追責。一個“否”字，直接取消了駐村工作隊當年評先評優資格。
問題根源在于把評估片面異化為問責工具，與考核過度捆綁
由第三方對社會政策進行評估，是國際通行做法，這種做法由一系列的設計指標、工作模式構成。“從初衷和原理來說，采取第三方評估可以避免上級對下級評估中可能存在的偏差，而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保證評估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發揮第三方評估的專業優勢，可以讓政府從繁瑣的評估工作中解脫出來。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呂德文認為，第三方評估及其所運用的一套“科學”、標準的評價體系，的確比傳統的政策評估方式來得“客觀”一些。目前，很多地方評估主要是高校老師帶著學生進行，因為脫貧第三方評估短時間內需要大量人員參與，只有高校有這個人力。
“然而，所有的技術和評價，都有其限度。如果對客觀情況不加分析、不加辨別，機械執行，反而助長脫貧領域新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呂德文告訴半月談記者，當前的脫貧第三方評估問題主要是相關政府部門把第三方評估簡單化、片面化地作為監督手段和問責工具。
呂德文認為，政策評估主要是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并不直接服務于監督。實際操作中，第三方評估多數是省扶貧辦委托給第三方評估縣區扶貧成效。作為“發包方”的省級扶貧辦是規則的制定者，圍繞著脫貧攻堅的“問題”而展開工作。某些評估方為了贏得“發包方”的歡心，想盡辦法“抓”問題，找各貧困縣的瑕疵。
在很多地方，第三方評估結果與年度考核直接掛鉤，往往也成為問責工具。“當前的第三方評估，主要是省里組織對縣級單位進行的評估，是年度最終考核依據之一。評估中如果出現問題，很多人就會被追責。”東部一名扶貧干部說。
據呂德文調研觀察，把脫貧第三方評估結果簡單地與考核過度掛鉤相當普遍。他認為，其實這并不科學，在理論與實踐上合理性不足。
他舉例說：就抽樣調查的原理而言，A縣有1個漏評戶，B縣有2個漏評戶，都在誤差范圍內，最終呈現的分數可能是：A縣94分，B縣92分，但這并不能反映兩個縣的脫貧攻堅工作有何實質區別。然而，一些地方政府非要搞績效排名，把一兩分的差距作為優劣的判斷標準，有些機械，難免造成一些地方喊冤。
校準脫貧第三方評估“質檢儀”
半月談記者調研中了解到，相當一部分一線扶貧工作人員相信第三方評估有中立性，他們對進一步完善第三方評估機制提出建議和期盼。
“扶貧工作專業性要求高，需要熟悉扶貧和農村工作的人來參與評估，希望第三方評估機構能夠接上地氣，更加權威和專業。”廣東某扶貧干部建議，評估組應吸納有扶貧經驗的工作人員參與，這樣能省去很多溝通和解釋環節，而且評估結果也更能讓基層干部群眾接受和理解。
“大學生不是不可以參與第三方評估工作，但最好做輔助性工作，隊伍里應該有更專業和基層經驗豐富的人員。”莊德水建議，參與第三方評估人員除了科研機構外，還可邀請一些退休官員、基層干部參與，力求評估人員多元化和專業化。
基層干部呼吁，盡快改進第三方評估指標設計和測量方法。例如針對評估中的滿意度問題，第三方評估需結合幫扶成效來確定滿意度，應該充分了解貧困戶享受的政策后再做判斷。對于回答不滿意的貧困戶要詳細查詢政策或銀行流水賬。如果幫扶干部已經盡到責任，就不應該簡單地認同貧困戶的“不滿意”結論。
呂德文等業內專家建議，地方政府要合理使用脫貧第三方評估結果作為決策的參考依據，不能層層加碼，更不能太機械地看待分差，輕易否定基層扶貧工作成效。讓脫貧第三方評估回歸中立屬性，第三方評估結果與考核問責宜保持適當距離，避免誤傷基層扶貧積極性。
不少受訪基層干部還建議，適當縮減迎評時限，減少低效重復評估，切實為基層減負。針對評估或者考核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最好也能提出建設性對策，指導基層有效解決。
半月世界
4 歐洲一體化進入“倒退時代”？
歐洲一體化的推進離不開大國牽引。長期以來，英法德被認為是推動歐盟發展壯大的“三駕馬車”，特別是法德合作對歐洲國家從對抗走向融合功不可沒。當前，英法德三國同時深陷困局，歐洲一體化進程正在面臨失速風險。
英國脫歐：歐洲一體化并非不可逆轉
經過一年多艱辛談判，英國與歐盟于去年11月達成“脫歐”協議草案。然而，疑歐派與親歐派的分裂立場最終導致協議草案兩次被英國議會下院否決。歐盟表示有意將脫歐時間推遲到2019年5月22日，前提是英國議會批準特雷莎·梅的脫歐協議。但隨著“脫歐”大限的臨近，英國國內反對“脫歐”的聲浪不斷高漲。
不管英國最終是“脫”還是“不脫”，是“軟脫歐”還是“硬脫歐”，英國與歐盟的雙輸都難以避免。對英國而言，曠日持久的談判已嚴重拖累其經濟，“脫歐”問題加劇了英國內部的固有矛盾，議會與政府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對立嚴重激化。對歐盟而言，英國“脫歐”之舉宣告歐洲一體化并非不可逆轉，這對歐盟維持其國際權威不啻為一個重大打擊。
法國“黃馬甲”運動或引發法歐新矛盾
民意分裂之殤，凝聚共識之難，是當前困擾歐洲多國政府的難題。當前，法國也未完全走出“黃馬甲”示威的震蕩。
2017年，馬克龍以“跨越左右之分”的政治主張高票當選。執政伊始，他躊躇滿志，對內強推改革以扭轉法國競爭力不斷下滑的頹勢，對外則希望通過深化歐盟改革、支持“多速歐洲”和建立“歐洲軍”為歐洲一體化注入新的動力。然而，馬克龍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引發民意波動，重振歐洲的想法在歐盟內部應者寥寥，更遭到特朗普的奚落。內外夾擊之下，馬克龍的支持率大跌，執政基礎出現動搖。
去年底興起的“黃馬甲”運動成為馬克龍執政以來遭遇的最大危機。為履行巴黎氣候協定規定的減排標準，法國政府決定加征燃油稅，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使用。油價上漲抬升了法國中下層民眾的生活成本，他們身穿黃馬甲自發走上街頭表達對政府加稅舉措的不滿。政府不妥協的強硬立場導致更多階層的人群加入到“黃馬甲”運動中，其訴求也從抗議燃油稅上漲轉變為反對政府一系列改革，甚至要求馬克龍下臺，法國社會秩序因此遭到嚴重破壞。
從深層看，“黃馬甲”運動背后折射的是政府改革與民眾利益的激烈博弈。政府改革勢必導致社會既有利益格局調整，引發利益受損群體的強烈反對。面對國內多方掣肘，馬克龍推動歐洲改革的雄心受挫。其為緩解抗議者不滿而做出的福利許諾，也勢必導致法國財政赤字進一步攀升，這又將違反歐盟的財政紀律，引發法國與歐盟新的矛盾。
“后默克爾時代”：一體化或失穩定器
長期以來，德國一直是歐洲繁榮與穩定的象征。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穩定的內部政治，默克爾堅定不移推動歐洲一體化，成為歐盟當之無愧的領導者。
然而，迎接默克爾的并非全是鮮花與掌聲。在德國內部，許多民眾對默克爾慷慨救助南歐國家抱怨不已，對大量難民涌入造成的社會治理難題更是憤怒難平。在歐盟層面，成員國對德國借對外援助削弱它們經濟主權的行為頗為不滿，更圍繞難民的責任分攤、配額分配與德國爭吵不休。在2017年的德國大選中，默克爾雖然實現了“四連任”，但組閣歷時半年之久。高舉“反歐排外”旗幟的德國選擇黨更是異軍突起，成為議會第三大黨。2018年，德國陸續舉行地方選舉，基民盟、基社盟、社民黨等主流政黨頹勢明顯。在基民盟輸掉黑森州的選舉后，默克爾宣布放棄連任執政黨基民盟主席。德國和歐洲政治正在進入“后默克爾時代”。
在英法陷入困境的背景下，歐盟迫切需要德國繼續發揮穩定器的作用。然而，“默克爾時代”即將落幕，給德國和歐盟的未來都帶來了極大不確定性。默克爾的繼任者一方面要拿出治理社會問題、安撫民眾情緒的有效辦法，進而重建“共識政治”，另一方面必須同“脫歐”“疑歐”的力量作斗爭，通過深化改革和加強團結推動歐洲一體化繼續前行。新生代德國政治家是否具備這些能力還是一個巨大的疑問。
歷史地看，英法德同時陷入困境是歐洲一體化啟動以來所罕見的。放眼整個歐洲，極左和極右的民粹主義開始大行其道，重壓下的歐盟在內部整合和對外運籌方面將愈加舉步維艱。當然，歐洲聯合也有自身強大的慣性和韌性，一體化進程能夠走到今天正是不斷克服各種危機的結果。未來的歐洲是繼續沿著二戰結束以來的一體化軌跡不斷向前，還是重新退回到過去的主權國家時代，尚待進一步觀察。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2019施治基層十大痛點
2019年被中央確定為“基層減負年”。從2018年5月至今年3月，中央針對基層形式主義問題突出、基層干部負擔過重、基層治理體制不暢等基層難點痛點，相繼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關于統籌規范督查檢查考核工作的通知》《關于推進基層整合審批服務執法力量的實施意見》《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打出一整套整治解決的組合拳。為抓好貫徹落實，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啟動，并于4月1日召開專項工作機制第一次會議。
此輪減負決心之大、整治力度之大，彰顯了中央心系基層、關愛基層的為民情懷，令各地基層干部群眾深感振奮。而一系列實招新舉，措施精準，很接地氣，擊中基層負擔要害和基層治理軟肋，廣大基層干部群眾紛紛點贊。
《半月談》于去年底策劃推出《2018：基層治理十大靶點》，特別就督查檢查頻繁、問責濫用、壓力“甩鍋”、處處留痕、材料論英雄、庸懶干部、典型速成、政策打架、上升“天花板”、幸福感缺失十大突出問題，展開深入調研。這篇萬余字調研報道刊發后，受到各界高度關注，引起強烈反響。
當下，中央有關基層減負和基層治理改革的精神正在落地。各地貫徹落實情況如何？有哪些破解之道和創新亮點？形式主義突出問題和基層負擔問題有何好轉？哪些方面依然如故，需要持續發力診治？針對此，《半月談》編輯部近期啟動新一輪大規模調研，策劃刊發《2019：施治基層十大痛點》，以期反映基層減負最新動向，發現基層減負成功經驗，探尋基層治理改革良策，助推中央政策精神切實落地基層。
十大痛點關鍵詞：①督查檢查頻繁 ②問責濫用 ③壓力“甩鍋” ④處處留痕 ⑤材料論英雄?⑥庸懶干部 ⑦典型速成 ⑧政策打架 ⑨上升“天花板” ⑩幸福感缺失
施治督查檢查頻繁：瘦身硬杠杠
從2018年10月中辦印發《關于統籌規范督查檢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到今年3月中辦出臺《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著力解決督查檢查考核過頻問題，成為中央紓解基層痛點、為基層干部松綁減負的重要突破口。
針對督查檢查考核事項，中央提出，嚴格控制總量，實行年度計劃和審批報備制度，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原則上每年搞1次綜合性督查檢查考核，對縣鄉村和廠礦企業學校的督查檢查考核事項減少50%以上。
各地落實中央精神，紛紛出臺有針對性的治理舉措。叫停、精簡督查檢查考核事項，正在緊鑼密鼓地展開。
安徽要求省直部門不得擅自出臺新的督查檢查考核事項，省級層面較上年壓減70%以上，市縣層面減少50%以上。在扶貧方面，每年只安排1次省級脫貧攻堅督查，市縣不得開展脫貧攻堅專項考核。江西規定，省政府各部門原則上每年只開展1次綜合性督查考核，督查方式以暗訪為主。湖北提出，全面從嚴規范督查、督察、督導、檢查、巡查、考核、考評等事項，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和報批制度。對各類督查檢查考核進行全面清理，能撤銷的堅決撤銷，能合并的盡量合并。
除了總量控制削減外，防止督查檢查過多過頻現象“改頭換面”“另穿馬甲”，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的發力方向。湖北省委在最近出臺的《關于防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若干措施》中發出警示：“任何單位不得隨意將日常調研指導工作冠以督查、督察、督導、檢查、巡查等名義。”
今年2月，湖北省黃岡市對督查檢查考核工作的名義名稱、報批報備、總量頻次、方式方法等作出嚴格規定，不得以“調研指導”“調研座談”等名義變相進行督查檢查考核。黃岡市委督查室有關負責人向半月談記者介紹，經過清理，以市委、市政府名義開展的督查檢查考核僅有3項。
半月談記者調研了解到，督查檢查項目大瘦身，擊中了基層形式主義負擔問題的一大要害，回應了基層關切，各地反響良好。
“有關督查檢查考核大瘦身的一些硬杠杠，是給基層減負的硬招實招，真切觸及基層干部的辛酸苦辣。”湖北省枝江市問安鎮黨委書記王曉聰對半月談記者表示，“這是一場及時雨、一針強心劑。這下我們如釋重負。”
浙江省溫州市洞頭區著重控制監督檢查的總量和頻次，以統一派單的方式明確監督形式，對各類檢查內容合并同類項。東屏街道相關負責人說：“精簡一些不必要的重復檢查，給了我們更多時間和空間去為老百姓干些實事。”
在廣大基層干部為督查檢查大幅減少而點贊的同時，也有人擔憂：在總量控制、數量精簡之后，督查檢查的鞭策效果會不會因此打折扣？
基層工作極具復雜性，要使督查檢查更具有針對性、有效性，可增加上級督查檢查“蹲點式”“下沉式”體驗。在減少頻繁突擊督查檢查后，一些市縣在情況復雜、矛盾突出、困難較多的地方，增加聯系駐點，讓督查檢查真正成為深入調查研究、把脈基層工作病癥的一次有益體檢。
為解決督查檢查作風不實的問題，湖北省委下文提出“九個不得”：不得預先“踩點”，不得層層陪同，不得走馬觀花，不得“走秀”，不得設計“經典路線”，不得臨時“包裝”，不得安排“群眾演員”，不得要求“背臺詞”，不得掩蓋問題、弄虛作假。
今年3月29日，江西省委出臺《關于力戒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的三十條措施》，其中第19條、第20條分別規定：倡導以暗訪為主的真督實查，發現問題及時指出并督促整改，不得以問責代替整改，堅決剎住“迎檢文化”蔓延苗頭；避免扎堆調研，杜絕應景式調研。
暗訪比明察往往更能發現問題。浙江不搞大呼隆式的檢查，不發通知、不打招呼、不聽匯報、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層、直插現場。2018年，浙江省共組織開展兩輪集中暗訪檢查，涉及7大類60個項目589項檢查內容。對暗訪中發現的問題，做到即查即改，當場抄告交辦相關縣（市、區）整改落實。
整治督查檢查亂象之后，重塑工作評價機制，正當其時。中辦《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提出，強化結果導向，考核評價一個地方和單位的工作，關鍵看有沒有解決實際問題、群眾的評價怎么樣。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王巍表示，督查檢查工作是為推動工作抓落實，需要完善結果導向制度。
督查檢查減少后，如何考核工作實績？浙江舟山運用“互聯網+”改進“年終一考”，加強日常考核，優化考核評價方式。舟山市嵊泗縣紀委宣教室主任王麗麗說：“全面推行網絡考核機制，變‘考年終’為‘考過程’，基層干部的壓力輕了，工作更實了。”
東部某鎮黨委書記認為，在一些必要的督查檢查考核中，上級單位負責人、縣市區領導同志既要有發現問題的眼睛，也需有指導解決問題的錦囊妙計。
施治問責濫用：厘清容錯免責邊界
“每天頂著各種壓力，做工作無怨無悔，但寒心的是，轉過頭來面對‘冷臉領導’，大會小會‘干不了就辭職，完不成就處分’掛在嘴邊。各種充滿不信任的批評、通報，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降臨自己頭上。”問責濫用，成為部分基層干部的一大心病。
針對濫用問責現象，中辦《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特別提出，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實事求是、依規依紀依法嚴肅問責、規范問責、精準問責、慎重問責，真正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
在一些地方，基層干部背著處分干活成了普遍現象。某些鄉鎮10名班子成員中有一半左右干部身背處分，有的鄉鎮甚至“全軍覆沒”，都有處分在身。
問責指標化、政績化，值得警惕。有些地方以問責了多少干部作為相關部門的工作業績，為問責而問責。問責濫用還造成“治理空轉”的不良后果：“少做少錯，不做無錯”“有問題推上去，請領導定奪”“你甩給我，我推給他，推來推去玩空轉”。
多地受訪干部一直呼吁，不能動不動就揮舞處分的大棒，不分青紅皂白，不分主客觀緣由。他們期盼，多一些正向的容錯激勵，少一些簡單粗暴的問責。
“要正確把握免責與問責的關系。”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紀委書記劉合權認為，執紀問責和容錯免責都是為了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他向半月談記者介紹，咸安區嚴格對照“三個區分開來”和咸寧市《關于建立干部干事創業容錯糾錯機制的實施辦法（試行）》，對探索創新、政策調整、先行先試和主動作為中出現的失誤，從輕問責或免于問責。
對信訪舉報區分正常檢舉揭發和誣告陷害，是避免問責濫用的一道“防火墻”。山東省青島市將實施誣告陷害的有關人員，納入社會誠信體系失信“黑名單”，視情節輕重予以通報。讓誣告者付出代價，還干部一個清白。
實施容錯免責機制，及時為受到不實舉報的干部澄清正名非常重要。部分基層干部能干事、有擔當，卻觸碰到一些人的“奶酪”，因而被誣告。針對此，湖南、江西、山東、浙江等地為干事者撐腰，向誣告者亮劍，陸續通報數十起誣告陷害黨員干部典型案例，釋放出為擔當者擔當、為負責者負責的信號。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浙江省景寧畬族自治縣公開發布通報，澄清了3起不實信訪舉報，為3名干部正名。該縣縣長鐘海燕說，澄清通報一發出，干部都在點贊，社會反響也很強烈。
在江西省委出臺的基層減負三十條中，有3條涉及改進問責追責程序方式：精準運用“四種形態”，糾正和防止監督執紀畸輕畸重、問責泛化簡單化等問題；堅決防止“一有錯就問責、一問責就動紀”的傾向；正確對待被問責的干部，對影響期滿、表現好的干部，該使用的及時使用。
江西某地一位紀委書記坦言，去年受理400多件問題線索，經過調查，反映失實的占比約七成，有的問題線索要歷經數月才能查清事實。“一些問題線索漏洞百出，被誣告者背上了思想包袱。”
為糾正一些干部出現被誣告問責后失去干事創業積極性、“以不作為求穩定”的傾向，河北省邯鄲市永年區紀委實施“茶語清心”談話制度。永年區紀委審理室主任蘇增林介紹，四類情形的干部是“茶語清心”重點談話對象：認為受到處分抬不起頭，思想壓力較大；認識有偏差，對被處分有委屈心理；思想上轉不過彎，有抵觸情緒；受到誣告，需要澄清。
談話室里，一張長桌、幾把椅子、幾杯清茶。在“茶語清心”的氛圍中，受問責干部的心結被輕輕打開，一席談話達到消怨氣、鼓干勁的目的。
為激勵基層干部擔當作為，湖北省健全完善容錯糾錯機制，追責問責把握政策界限，防止簡單化、擴大化。該省妥善使用受處理處分干部，對影響期滿且表現優秀的，按照相關程序，該使用的大膽使用。
容錯免責機制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尚需“以案說法”。東部某市市委組織部一位負責人說，從實踐情況看，許多容錯免責機制缺乏可借鑒案例，對適用情形的界定還比較模糊。基層干部對改革創新、探索試錯是否適用容錯免責條款存在疑慮，亟待以案釋規，厘清容錯免責邊界。
教育改革進行時
6 校園送禮風為何難剎住 送了沒個完，不送沒個底
導讀
半月談記者在多地調查發現，從幼兒園到中小學，家長送禮、老師收禮的現象仍難禁止，且送禮風在一些“名校”更為突出，一些家長送禮數額一次從數百元到數千元不等。某些家長表示“送了沒個完，不送沒個底”。
如何建立良性互動的家校關系，已經成為當前教育發展面臨的一道必答題。受訪專家建議，應盡快引導家長轉變觀念，緩解教育焦慮情緒，同時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加大對“師腐”懲治力度，為孩子營造風清氣正的成長環境。
送禮收禮，屢禁難止
對于師德師風建設，各地教育部門一直保持關注，并采取多種措施懲戒違規行為。
去年8月至12月，黑龍江省開展師德師風集中專項整治行動，針對有償補課、收受家長禮品禮金等行為，共查處43人，其中包含違規收受禮品禮金問題2起。如某市第一中學6名教師因違規收受學生贈送的面值1000元購物卡各一張，受到警告處分。
去年11月，哈爾濱市將師德師風建設列入年度考核，實行“一票否決”，并成立師德師風專項檢查組。
一些地區還組織面向新入職教師的培訓，以加強師德師風建設。
盡管如此，仍有家長反映，送禮、收禮之風屢禁難止。一些家長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們每年至少給老師送禮兩三次，包括教師節、婦女節（恰逢學期開學）和春節前后，每次金額從數百元到數千元不等。一名家長說，兒子讀幼兒園期間，她每個學期都要給兩名教師、一名保育員每人500元紅包，一年加起來就是3000元。
有家長稱平常也要時不時向老師“表示”一下。除了紅包，家長還會送化妝品、手機等禮品，還有家長給教師及家人報團出國旅游。
一名家長說，自己一次給班主任5000元，“如果少了，一是拿不出手，二是起不到作用，都是為了孩子，既然給就給到位”。另有家長表示：“自己給老師送禮快送不起了，每年開學都得想著給老師送紅包，作為工薪階層，一個月工資只有三四千元，再給老師包個紅包，一個月的工資就快沒了。”
有家長向記者反映，比起給老師送禮，老師不收禮或者選擇性收禮，更讓他們“鬧心”。一名家長稱，每次他給兒子所在幼兒園的老師送禮，老師都不收。而他詢問后發現，其他家長的紅包老師都收了，這讓他感到焦慮，“擔心孩子被疏遠、忽視”。
“一個給，大家都給；一年給，年年都給”
半月談記者調查了解到，送禮在一些“名校”較多，普通學校則相對較少。送禮導致家長與老師之間的互動越來越具有功利性，家長之間也進行攀比，陷入一種“送了沒個完，不送沒個底”的惡性循環。
給老師送禮之風為何難剎？一些家長說，老師確實辛苦，周末、過節還要在群里解答問題，送點禮表達下自己的謝意；老師收了禮，就會對孩子更上心，能為孩子換取到更多關照和鍛煉的機會；禮送得越多，能為孩子換來的“實惠”就越多。
“一個給，大家都給；一年給，年年都給。”一名家長說，“老師收禮，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部分家長‘慣’的，是把社會上的不良習慣和行為模式帶到了校園。”
還有家長表示，在送禮問題上，有老師會向家長進行誘導或暗示。一名家長向半月談記者介紹，兒子上學后受到老師冷落，他跟身邊朋友交流后分析認為，很大可能是因為別的家長都送禮了，而自己沒送。“家長給了錢，孩子在老師眼里就會變成‘好孩子’;不給錢，孩子就會時不時受到批評，家長也會接到老師的電話，語氣中流露出對孩子的厭惡。”
更多家長表示自己屬于“跟風送禮”。“眼看著身邊的家長都送，自己不送就擔心孩子吃虧。”一名家長說，給老師送禮，就是為了“不被老師記住”。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俊海認為，校園送禮風其實是不良社會風氣在教育領域的投射。個別家長送禮、教師收禮，是自身道德修養問題。一旦成為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則會嚴重損害教師隊伍形象，侵蝕教育公平公正，甚至給青少年成長帶來誤導。
杜絕“微腐敗”，讓家校良性互動送禮收禮，屢禁難止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校園送禮風反映出一些學校家校關系出現異化，也暴露出師德師風建設的短板。應堅持堵疏結合，一方面加強教師師德師風建設；另一方面積極引導家長轉變觀念，重建良性互動的家校關系。
南昌大學社會學副教授梁波等認為，當前對教師的考核主要在資格考試、績效評價等方面，多注重專業知識，對師德師風方面考核不足。教育部門應將師德師風評價納入教師資格準入、職稱評定、職務晉升、獎懲考核之中，建立師德考核負面清單制度，對發現和查處的違法違紀問題，加大通報曝光和懲處力度，對“師腐”行為采取“零容忍”態度。
黑龍江省教育廳提出，從2019年春季學期開學，至2020年秋季寒假結束，專門針對在職教師收受學生及家長禮品禮金，參加由學生及家長付費的宴請、旅游、娛樂休閑等，組織或變相組織、參與有償補課等行為，面向全省教育系統開展“微腐敗”專項整治行動。
“對收禮、有償補課的教師，發現違規行為后不主動配合的校長，一律嚴肅處理，情節嚴重的要開除或免職。”哈爾濱市教育局負責人介紹，要切實解決群眾不滿意、社會反映強烈的師德師風突出問題，讓每位教師知準則、有敬畏、守底線。
“紅包里裝著家長滿滿的焦慮和期許。”一些受訪專家建議，通過設立家長學校、家長課堂等方式，加大面向家長的培訓力度，引導家長樹立科學、先進的教育理念，正確處理師生關系、家校關系。同時要在全社會營造良好氛圍，讓反腐成為一種社會常態，共同打造“老師舒心、學生開心、家長放心”的家校環境。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王水雄認為，送禮風在“名校”表現突出，其背后反映的是家長希望孩子能得到更多的教育資源。歸根結底，只有加大教育資源投入，讓優質教育資源不再是稀缺品，才能給家長的“愛子心切”降降溫。
解碼城市
7 九江：“四美”百業強
九江通江達海，是江西工業經濟的重要基地。在長江“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背景下，九江面臨現實考問：如何處理工業發展與生態環保的關系？如何推動傳統產業轉型與新興產業培育齊頭并進？如何回應總量不大與質量不優的雙重挑戰？
近年來，九江市緊緊抓住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示范區建設的機遇，下決心打造長江最美岸線，深入實施創新驅動和“工業強市”戰略，努力打造綠色發展、動能轉換、產業升級新高地，一座“水美、岸美、產業美、環境美”的“四美”新九江正破繭而出。
生態優先一寸不讓
暖春時節，行走在九江城西港區長江大堤上，江畔綠草如茵。干凈整潔、春花爛漫的休閑步道成為市民賞春休閑的新去處。
這樣的美麗岸線在九江沿江區縣漸成標配。九江152公里長江岸線，過去布局了不少化工企業，環保壓力較大。為把“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中央精神落實落細，九江市提出生態優先一寸不讓，綠色發展半分不松，確保“一江清水入江，一江清水東流”。
九江市委書記林彬楊說：“絕不讓‘環保為發展讓路’，而要讓‘環保為發展開路’；絕不讓‘局部為整體抹黑’，而要讓‘局部為整體添彩’；絕不讓‘明天為今天買單’，而要讓‘今天為明天儲值’。”
決心體現在把長江經濟帶“負面清單”作為上項目、抓發展的鐵律：長江干支流1公里之內一律不新建擴建化工園區和化工項目，在合規園區外一律不新建擴建鋼鐵、石化、化工、焦化、建材、有色等項目，所有不符合環保要求的小化工企業，全面徹底出清到位……
決心體現在全力以赴推進岸線生態復綠。去年3月，城西港區長江岸線整治一體化項目正式啟動，一條集“生態保護、景觀體驗、休閑運動、文化展示”于一體的綠色景觀帶，僅一年時間就呈現在市民面前。
決心體現在敢用短期陣痛換長遠綠色發展。九江市柴桑區調整赤湖工業園區產業發展方向，將著力點放在打造輕工制造、裝備制造、新型建材三大產業上，同時對工業園的涉水、涉廢、涉氣企業進行“一企一策”提升改造。
今年，九江還將以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示范區建設為機遇，打造長江最美岸線“升級版”——“三區兩帶一高地”，即建設全國工業園區轉型升級示范區、山水林田湖草綜合治理先行區、生態環境治理機制創新區、百里長江風光帶、萬億臨港產業帶、內陸開放合作新高地。
轉型升級一刻不停
在九江，石化、鋼鐵、紡織等傳統工業占比近七成。一方面是生產要素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值偏低、環保要求不斷擠壓企業利潤，陣痛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是跨越趕超的現實壓力——沿江同類城市相比，唯獨九江經濟總量尚未突破3000億元。九江急需找尋一條工業發展新路！
機遇仍在，內涵在變。半月談記者在九江各工業園區采訪發現，企業實踐和政府探索正在源源不斷涌現新的思路，為沿江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開辟新路徑。
新機遇，生長于嫁接新技術、新應用中——在九江石化的智能工廠生產管控中心，通過20多臺顯示器就可將各個裝置的運行情況盡收眼底，實現對工廠內部環境、安全和污染物排放的監測，甚至能精確到每個閥門是打開1%還是2%。智能制造讓這家傳統石化企業華麗轉身，上繳稅費連續3年過百億元。
新機遇，體現在對高質量發展的不懈追求之中——位于九江市永修縣的江西藍星星火有機硅有限公司是一家化工新材料生產企業。“產銷兩旺的好形勢，與企業提前布局環保，擁抱綠色發展理念密不可分。”公司副首席運營官杜曉松說。
新機遇，孕育在持續為企業減負松綁、排憂解難中——2018年，九江市深入推進“降成本優環境”專項行動，精準發力，為九江企業降低成本超過100億元。同時，利用政企“茶敘”活動、企業訴求通道、周協調機制、“一企一策”“一事一議”機制，有效回應企業訴求，破解一系列難題。
九江市委副書記、市長謝一平說：“一個地方的發展有沒有活力，主要看三個方面：一是人是不是往這里聚，二是錢是不是往這里流，三是項目是不是往這里落。三者皆取決于營商環境的好壞。2019年，我們將力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成本全省最低。”
創新發展一馬當先
一家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聚集了30多名博士、100多名碩士；一處核心區僅有1平方公里的科技創新試驗區入駐了10多家高端智能制造、電子信息等科技型企業……這是半月談記者不久前在九江市湖口縣采訪到的一幕。
曾經以鋼鐵化工產業為主的湖口折射了九江的發展選擇。然而，面對日趨激烈的區域競爭，九江憑什么、靠什么創新突圍？
靠搶抓人才——九江一邊推出人才新政30條，實行人才落戶“零門檻”，吸引更多的科研型、產業型、實用型、管理型人才，來九江興業、創業、就業、置業；一邊發揮駐外商會作用，引導鼓勵潯企回遷、潯商回家、潯才回歸。
靠搶抓戰略性新興產業——九江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著力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高端裝備制造、電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下功夫，謀劃一批引領性、引爆性的項目。同時，每個產業培育3至5家龍頭骨干企業，使“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
靠搶抓平臺——九江突出抓好九江共青城國家級高新區和鄱陽湖生態科技城在科技創新、高新產業、綠色生態等方面的示范引領作用，打造“眾創空間—孵化器—加速器—創業園區”科技創新創業孵化鏈條，推動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
2018年，九江新材料、新能源、綠色食品、生物醫藥、電子電器等五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增長14.7%，增幅較上年提高7.9個百分點。
堅持生態優先、發展爭先、創新領先，由水美岸美到產業美、環境美，九江在探索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目光篤定，步伐矯健。
時政·財經
8 “四訪”順民意，“四議”助民富
為切實解決群眾見不到干部、有事找不到組織、監督找不到平臺等問題，重慶市奉節縣2017年開始全面推廣干部走訪、教師家訪、醫生巡訪、農技隨訪“四訪”全覆蓋和村兩委會議、村民自治組織商議、群眾代表評議、監督委員會審議“四議”全規范，通過提速基層治理，助推群眾脫貧致富。
“四訪”：2萬名公務人員下沉基層
干群關系疏離，是政策無法落實、干部帶動性不強、群眾干勁不足的重要原因，削弱了脫貧攻堅效果。為此，奉節推廣干部走訪、教師家訪、醫生巡防、農技隨訪，約2萬名公務人員下沉基層。
——干部走訪，思想上扶志。“干部走訪全覆蓋，家家到，戶戶清，開展思想扶貧，重拾致富信心。”奉節縣委書記楊樹海介紹，縣里要求領導干部帶頭走訪，幫扶責任人定期走訪，網格管理員常態走訪，找準貧困戶在思想上不愿脫貧的癥結。2018年，全縣實現“干部進村入戶、戶戶必見干部”。
——教師家訪，根子上扶智。在龍橋鄉金龍村郭斌華的家里，龍橋小學校長譚志祥、教師張燕與郭斌華談心。“老師每學期至少對每名學生家訪一次。”譚志祥說。2018年，奉節縣190所學校7724名專任教師，對13.6萬余名學生開展家訪，實現全覆蓋。
——醫生巡訪，健康上扶弱。奉節開展三級“家醫”巡訪服務，即簽約醫生定期問診、鄉鎮醫生集中義診、村級醫生及時送診。奉節縣委常委、縣委辦公室主任胡云清向半月談記者介紹，去年全縣332支家庭醫生簽約巡訪隊伍，開展巡訪服務120萬人次，其中包括貧困戶12萬人次，篩查出相應病情的群眾被納入保障機制。
——農技隨訪，產業上扶技。“全縣配置農技專職人員220人，每名技術人員聯系10戶農技推廣示范戶，每戶示范戶帶動100戶農戶，深入農業基地、田間地頭，傳技術、教方法，幫助農民提高生產水平。”奉節縣臍橙研究所所長黃濤江說。
“四議”：治理更精準
“這些年中央和地方出臺很多惠民政策，但一些群眾有獲得沒有感，歸根到底是政策不透明，治理跟不上。”楊樹海說，奉節推行“四議”，就是為了提升基層治理水平和政策透明度，增強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村兩委會議，有章議事。一方面，圍繞“黨建、脫貧、產業”，立足鄉村振興，利用集體經濟組織，重點謀劃村級產業、基礎設施、人居環境;另一方面，議定村規民約，建立村民約束機制。對村級項目、資金、惠農政策的落地，召開村兩委會、村民代表會，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嚴格按程序集體決策、民主決策。
——自治組織商議，有人理事。“自己的事自己辦、大家的事商量辦。”一是組建產業互助協會、管水管路協會、紅白理事協會等自治組織，讓公共社會事務有人管，讓陳規陋習有人理。二是由村兩委牽頭搭建村級集體經濟組織，選舉產生村民股東代表，商議啟動資金的利用及收益開支。
——群眾代表評議，有權管事。組織群眾代表對低保戶貧困戶認定、救助金發放等進行公開評議，并即時張榜公示;民生項目實施前，組織群眾代表對項目的規劃、設計、選址等公開評議，確保項目群眾參與、認可、受益;同時，年中、年末邀請村代表對村干部述職評議，結果在全鄉鎮內通報并納入績效考核，提升群眾滿意度。
——監督委員會審議，有責問事。實行村民監督委員會重大事項全程監督，把村里的事都擺上桌面，當好裁判員、宣講員、調解員、審計員。嚴格審核決策事項、資金使用、公示公開內容，杜絕項目實施不規范、資金使用不合理、惠農政策有偏差等現象。
激發脫貧內生動力
“‘四訪’‘四議’工作法推行以來，干群關系更加融洽，群眾的脫貧攻堅干勁得到激發。”楊樹海說。
去年6月，鄉鎮醫生巡訪時，發現興隆鎮回龍村村民李明聰患有乳腺癌，當地政府通過保障政策解決九成以上的醫療費。由于病情及時救治，如今李明聰病情好轉，避免了“因病返貧”。
在回龍村，村級監督委員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去年開始，回龍村的財務公開由季度公開變成月度公開，公開項目要求也從“籠統列支”變成“精細列支”。“以前村里財務公示，群眾看不懂，心里有疑惑。現在公示要寫明具體名目和金額，群眾看明白了，疑惑也少了。”回龍村監督委員會主任聶學全告訴半月談記者。
治理水平提高后，農村集體經濟在奉節煥發活力。2017年，鶴峰鄉蓮花社區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村兩委會議及村民代表評議，決定發展特色水果和油橄欖產業，當年就創收30萬元，帶動56戶貧困戶大幅增收。
蓮花社區黨支部書記朱炳宣說：“現在，群眾更支持我們了，自己說話更有分量了，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科技·文化
9 扎心的《都挺好》，觸碰到哪些痛點
一部聚焦原生家庭的電視劇猶如一塊不規整的石頭，沉重地砸進中國觀眾的話語場。“都挺好”，還是“都不好”，由這一石激起的水花折射出當代社會的多個側面，也觸到了影視創作的多處痛點。
觸中國式“家和萬事興”之痛
家庭作為社會的最小單元，對于特別重視家庭的中國人來說，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牽絆。傳統家庭倫理和親情秩序在進入當代社會之后，不可避免受到沖擊，這成為國產家庭倫理劇創作的大背景。
回溯近年來的電視熒屏，不乏剖析社會現實問題的家庭倫理作品：《歡樂頌》中，重男輕女觀念“犧牲品”的樊勝美曾引發觀眾展開一番激烈的討論;《老有所依》中，中國青壯年一代贍養老人所遭遇的種種困境，讓不少身處其中的觀眾感同身受;《虎媽貓爸》則引領觀眾直面教育觀念的差異爆發的家庭沖突……這些作品雖以某一社會話題作為切入點進行深度解讀與展現，但對于其他社會關系可能衍生出的問題，往往并無過多涉及。
而《都挺好》首次全方位將中國式家庭在當代倫理觀念變遷過程中產生的諸多社會問題一并拋出：原生家庭的桎梏、陪伴式啃老、重男輕女、媽寶男等眾多零散存在于每個家庭生活中的殘酷現實，一貫被粉飾被歌頌的父母之愛、手足親情、家和萬事興，被一把扯下“遮羞布”，露出頗為不堪的一面。
當痛點被精準觸碰，觀眾“代入式”觀劇體驗集中噴發：或是聲討蘇家“男團”，或歌頌女性聯盟，或陷入對家庭問題的無休爭論……幾乎每個觀眾都能在這部劇中看到屬于自己的生活難題。
由于矛盾沖突過于集中，《都挺好》一度被指“過度販惡”，有評論者甚至指出該劇不乏迎合與挑撥大眾情緒的“投機主義”。該劇制片人侯鴻亮表示，一部能留得下、傳得開的文藝作品，并非讓人們陷入更深切的恐慌與焦慮。觸碰中國式“家和萬事興”之痛，是希望幫助人們在現實中“修復”與“脫敏”。
《都挺好》播出之后，《人物》雜志曾在微博后臺發布關于原生家庭的問卷調查。調查顯示，參與分享自己每一個分享故事的“蘇明玉”都在努力自我修復。可見，如何與過去和解、與自己和解，才是該劇最值得探討與回味的地方。
觸女性角色“臉譜化”之痛
據藝恩統計的數據，《都挺好》女性觀眾比例達七成以上，百度指數的用戶畫像也顯示，30歲以上的女性觀眾成為這部劇的主要受眾。劇中，這些來自不同家庭，生活理念、遭遇困境各不相同的女性角色，打破了多年在家庭倫理劇中“臉譜化”甚至“污名化”的存在，重塑當代女性形象。
綜觀中國當代現實主義題材影視作品，尤其是家庭倫理劇發展史，從觸及“婚姻危機”的《中國式離婚》，到痛擊“第三者”的《蝸居》，再到圍繞“婆媳矛盾”的《媳婦的美好時代》，無不是將女性角色置于被動或矛盾的“始作俑者”上去展開。
而《都挺好》中的女性角色有著人性的自私，更有著難得的堅定獨立和通情達理。大嫂吳非隱忍機智、二嫂朱麗自尊可愛、小妹蘇明玉自立堅強，這些現代女性形象在一次次家庭風波中，被刻畫得愈發獨立、理性、豐滿。對此，導演簡川訸曾表示，這并非是刻意抬高女性角色：“我們不能拿以前傳統的眼光來看待男女關系，最終還是要從角色所處的故事出發。”
不過，也有社會學者不無遺憾地指出，《都挺好》沒有通過女性角色的成長進一步探索與破題。比如，蘇明玉看似八面玲瓏，卻有著明顯的人格缺陷，很容易冒犯到一些人，在很多問題的處理上也并不明智;大嫂、二嫂雖在各自的小家庭中擁有話語權乃至決策權，但沒能改變各自不夠成熟的丈夫。
“文藝作品不止于激發共鳴、宣泄情感，應站在社會學角度上，為女性發展提供有益方案，給予觀眾鼓舞與啟示。”復旦大學家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說，美劇《傲骨賢妻》就通過女主角所處的矛盾逐漸推動其意識覺醒和精神獨立，最終造就和見證了這一人物的成長。“這或許對創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我們對展現女性多元可能的作品充滿期待。”
觸“偽現實主義”創作之痛
在政策的鼓勵下，近兩年的電視熒屏上現實主義題材劇作勢頭甚猛，創作者嘗試開拓細分領域，并收獲不少熱度。但急功近利下，也催生出部分“偽現實主義”作品，造型過度、人物淺白、價值觀單一的“懸浮劇”一度飽受詬病。
“好的現實主義作品一定是建立在豐富的生活素材之上。”東方衛視總監、影視劇中心主任王磊卿指出，一部成功的現實主義電視劇，體現著對社會的真觀察、對生活的真提煉，對人生的真領悟，對價值的真發現。“行業想要觸碰觀眾的真心，首先要拿出創作的真情。”
侯鴻亮表示，《都挺好》的改編原則就是不去編，情節都必須有真實生活基礎、生活邏輯在，不為博眼球而寫。正如《都挺好》大團圓結局的引發熱議，恰恰是觀眾在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身邊人的影子，才會在如何處理原生家庭創傷上出現認知爭論。
真實的細節，源于認真的前期調研。簡川訸介紹，為保證作品根基的扎實，《都挺好》主創團隊做了大量采訪調研。即使是劇中相對弱化的職場部分，亦做過精密調研，比如中國機床生產行業的現狀，銷售經理的工作狀態和收入情況以及公司上市的真實案例等。
在剛剛舉辦的2019年春季北京電視節目交易會上，對電視劇如何反映好現實問題，業界再次發出強烈信號：只有認真傾聽社會呼聲，牢牢把握時代脈搏，才能在作品中客觀反映民眾心聲，現實題材作品才能厚重起來、高遠起來。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都挺好》的成功或讓更多創作者吃下定心丸：只要品質過硬，現實主義題材永遠不會過時。
生態·健康
10 垃圾分類投放之困，綠色生活難除之疤
“帶垃圾上班”，窘局如何破解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將于7月1日起施行，“定時定點”扔垃圾、清運車輛干濕分離……垃圾分類正逐漸成為市民日常生活的“新時尚”。半月談記者在上海率先開展垃圾分類減量工作的閔行區江川路街道調查發現，盡管這項工作已穩步推進，且形成了垃圾分類大數據分析系統，但部分居民及商戶自覺性不足、回收硬件有待提升、兩網融合中轉站下游對接難等一系列問題，影響了垃圾分類的實際效果。
“撤桶后”：部分居民帶垃圾上班，街面商戶深夜傾倒
“2018年7月28日開始撤桶，盡管之前進行了大量宣傳，但第一天小區就像一個大的垃圾桶。”上海市閔行區江川路街道富仕居民區黨支部書記石晶晶回憶說，“撤桶就是把2015年起居民樓底下放置的垃圾分類桶撤走，放置在垃圾廂房內，由志愿者和分揀員引導居民定時定點投放垃圾。垃圾投放時間為每天的6:30-9:30和17:00-20:00。”
“撤桶實施后，大部分居民特別是老年人，能較好地配合工作。”石晶晶說，“但部分年輕人不執行垃圾分類。有的人把垃圾扔到小區外面的街道垃圾桶里，有的人把垃圾放在車里帶去上班的地方扔。”
“在街面店鋪附近，一早上也會有不少未分類的隔夜垃圾。”上海江川環衛綜合服務有限公司業務部主管王軍雄說，“城管、執法、市容等部門都有下班時間，一些商戶就趁晚上把未分類的垃圾丟在街上。因為即使被發現，處罰力度也不夠。”在一些小區，為了查找那些被亂丟棄的無主垃圾的主人，居委會干部甚至會去翻找垃圾上留下的線索。
垃圾回收三環節，“軟硬件”配套不健全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除了居民習慣養成的問題外，目前垃圾分類的收集端、運輸端以及中轉處都有可改進提升之處。
定點定時投放垃圾以后，一些居民堅決反對把垃圾廂房設立在自己居住的房屋附近，擔心會有異味，進而影響房價。“鑒于選址困難較大，是否可考慮由政府出資，購買設計可移動的垃圾廂房，在規定時間拉至小區出入口供居民投放垃圾。”石晶晶建議。
“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資金問題。”富仕名邸物業管理處小區物業經理邵世明表示，“小區垃圾分揀員的經費、志愿者的基本保障及小區分類設備都需要資金，這加大了老式小區物業收支平衡難度，可否建立相應的補貼機制……”
在運輸環節，個別濕垃圾清運車輛密封性不高，也會造成“一路開一路滴”的路面二次污染現象。王軍雄表示：“目前上海已率先實現干濕垃圾分開運輸，但清運車輛標準要進一步提高，建議政府購買車輛時提高標準。”
在江川路街道兩網融合中轉站，半月談記者看到，廢金屬、廢家電、廢紙等分類整齊堆放著。“兩網融合”指城市環衛系統與再生資源系統兩個網絡有效銜接，目的是實現垃圾分類后的減量化和資源化。上海興冬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肖晗表示：“目前我們面臨的困難是收運成本高，存儲能力有限，企業需要自己去找末端處置方，一些低價值的回收物基本是虧錢在處理。”
強化管理，針對年輕居民調整策略
今年以來，江川路街道將垃圾分類減量工作提上重要日程。截至2019年3月31日，干垃圾從原日均175.41噸，減少至146.37噸（同比2018年1-3月），濕垃圾從原日均12.83噸，增加至26.77噸（同比2018年1~3月）。并且，構建了江川垃圾分類大數據分析系統，強化對轄區居民區、機關企事業單位、學校、公共場所生活垃圾分類全覆蓋信息數據報送，形成周報制度，實效達標率80%以上。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也規定，個人違反相關規定，將有害垃圾與可回收物、濕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或者將濕垃圾與可回收物、干垃圾混合投放的，由城管執法部門責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處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罰款。
“該條例讓垃圾分類工作有了執法的依據，懲罰亂丟棄垃圾者也有法可依。比如，辦公場所也需要進行垃圾分類了，原本帶垃圾上班的居民也不得不開始自己動手進行垃圾分類。”石晶晶說，“但仍存在執行難的問題，如針對民營企業主就沒有工作抓手。而居民中租客則最難管理，因為他們缺少對小區的歸屬感。”
肖晗建議，可以將居民在垃圾分類工作中的表現和居住證等證件的辦理掛鉤。“上海是一座外來人口較多的城市，對辦理居住證的人口有積分系統，可將垃圾分類相關表現納入考核。”
此外，不少年輕的居民希望物業方能針對不同居民群體調整不同的垃圾投放時間。上海市民潘嫻建議：“鼓勵垃圾分類的積分兌換應根據年輕人的需求進行調整，比如除了肥皂、洗衣粉，是否可以加入電影票、樂園門票兌換等。”
民生·社會
11 未出校園背上債，謹防大學生成錢奴
導讀
趙嬌、小五、落落、陳陳和劉蕓錦在不同的高校求學，但每個月收到生活費后的第一件事都是還貸。今年3月初，趙嬌支出了2684元，小五支出了1594.62元，劉蕓錦支出了1390多元，陳陳和落落則均支出了約1000元。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不少在校大學生有過“網貸”超前消費，有些人越貸越多，還沒步入社會就已背負大筆債務。
超前消費，校園跟風“網貸”
當前，大學生使用“花唄”和“白條”等網絡消費信貸產品的現象較為普遍。
“在缺少資金的情況下進行超前消費”“在規定的期限內沒有利息或者利率低”以及“能夠在眾多平臺進行消費，使用方便”，是在校大學生使用網絡消費信貸產品的主要動因。
2015年秋天，就讀于西南某高校的劉蕓錦網購時收到了“是否使用‘花唄’付款”的提示。后來發現身邊的同學都在使用“花唄”，她也就跟著用了。
和劉蕓錦一樣，就讀于東北某高校的王一諾也在同學的推薦下開始使用網絡消費信貸產品。2016年9月，王一諾想在網上買化妝品，但手中資金并不充裕。在同學的推薦下，王一諾開通了“花唄”，并用其支付購買了相中的化妝品和其他商品。
“一間寢室有一個人在用，往往就會有室友盲目跟風。”貴州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輔導員吳卿認為，不少學生都知道超前消費和貸款存在隱患和風險，但難以抵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同伴效應。
2018年3月，現就讀于西北某高校的樊雙正在家中準備研究生復試，看著當月需要償還的1900元“花唄”貸款，她有些不知所措：因為已經畢業，父母沒有每月再專門給她生活費。沒有收入來源的樊雙最后只能請父母“出手”償還了這筆貸款。
據調查，一部分大學生會使用下個月的生活費或向父母和朋友尋求資助來“還貸”，也有部分人會通過兼職賺取收入“還貸”，極少數則會找新的網絡貸款平臺“借新還舊”。
一旦依賴，越貸越多
“以前看到限量或者限時銷售的商品，就只能遺憾放棄，現在就可以先用‘花唄’買下來。”就讀于華南某高校的落落說，她現在買東西時更加“果斷”了，但每個月的花銷也更大了。
大學生的消費貸正“越貸越多”。劉蕓錦的“花唄”總額度已經從剛開始的1500元漲到了6000元，其中還有4000多元尚未還清。
“之前2000元的額度綽綽有余，現在剛剛夠用，偶爾還不夠用。”作為“花唄”的老用戶，就讀于東北某高校的小喬說，開通“花唄”后，自己花錢越來越多了。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張安全認為，網絡消費信貸產品可以讓人們動用未來的收入進行消費，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大學生的消費欲望。
和傳統的校園貸相比，“花唄”和“白條”等以知名企業為依托的網絡消費信貸，規定期限內低利率或者零利率還款，放貸速度快。這讓一些大學生逐漸對其產生了依賴。
“我也一度想關閉‘花唄’等網絡信貸，但停用后也會帶來諸多不便。”就讀于西南某高校的王云海表示，他每個月的生活支出并不固定，部分月份會入不敷出，又不便于向父母求助，只能通過“花唄”來緩解。
須引導大學生理性消費
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輔導員許翟認為，長期使用網絡消費信貸產品會讓大學生在潛意識里覺得“錢不是問題”。“這種消費心理還可能會扭曲大學生的擇業觀，導致部分大學生在擇業時眼高手低，無法找到滿意的工作。”
在貴州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黨總支副書記董蔚然看來，幫助大學生樹立開源節流的消費觀，引導大學生合理使用消費貸，是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共同責任。
張安全建議，學校應該從心理學角度矯正大學生的從眾消費心理和求異消費心理，加強大學生理財教育，提倡健康文明的消費方式和消費行為。
“各類網絡消費信貸產品企業不能一味逐利，應當主動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張安全說，“網絡平臺在提供消費信貸產品時，應當有一些勸導和警示，引導大學生適度、理性消費，同時應對貸款對象、消費內容和信貸額度有所把控。”
